从造明堂说到写文件 [复制链接]

第8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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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造明堂说到写文件
乙白海
读史有时真替古人着急！比如看《旧唐书·志二·礼仪二》，从隋到初唐，为造一个供皇帝作宗祀、布政之用的明堂，竟扯了八九十年的皮。隋文帝的时候，因“诸儒争论不定，竟议罢之”。唐太宗贞观五年、贞观十七年，有过两次辩论，结果都是纸上谈兵。永徽三年，唐高宗亲自在观德殿主持讨论，也因为众说舛驳，拍不了板。十五年后，唐高宗按“务从折中”的方针，拿出了一个方案，最后还是因为“群议未决”，以致“终高宗之世，未能创立”。
古籍记载，明堂之制，起于古圣明王。《孝经》说：“宗祀文王于明堂。”《戴礼》说：“昔周公朝诸侯于明堂之位。”后来的皇帝造明堂，无非是表示效法先圣的意思。但明堂究竟是什么样？怎么造法？正如唐秘书监颜师古参与讨论时所说：“求之简牍，全文莫睹。”加以“战国纵横，典籍废弃；暴秦酷烈，经礼湮亡”，就是说，可作依据的资料太少，只有靠巨儒硕学们的考据和推断了。于是，从方位、远近、高下、方圆，争论到户牖之多少，阶廷之广狭，各执所见，谁也无法裁断。
说来也难怪，远在文武周公之世，科学技术水平太低，许多脑力劳动的成果，只能很费事地用刀刻在竹简、木片上，记录既不能详尽，数量又极有限，加上后来战争毁失，秦始皇烧书，这就造成了后代人的“依据不足”。由此想到，我们现代人实在是太幸运了，铅印、打字、复印、录音，十分方便。所以，现在办事找“依据”，非常容易。
但有时却又觉得，“依据”太多，办事似乎也未必不难。比如，近年来常常看到有这样一种文件：通篇是中央文件的摘引，当前全党、全国通行的某种口径，上几次重大会议的某些提法，等等，等等，“依据”连着“依据”，罗列详备。可惜，对于所要着重解决的实际问题，却惜墨如金，语焉不详，以致下面执行者摇头犯难！
可见“依据”这东西，应该怎么看，很值得研究。从一个角度说，“依据”，就是办事要有所遵循，特别是涉及理论、路线、方针、政策、原则、规范等这样一些问题，都得有所“依据”，不能随意乱来。另一方面，“依据”又不可能把人们在任何情况下的任何行动规定得详尽无遗，因而人们不应做“依据”的奴隶。一旦做了“依据”的奴隶，在“依据不足”的情况下就会不敢迈步，什么事也干不成；而在“依据过多”的情况下又会不想迈步，靠“依据”吃饭。怎么办？办法就是从实际出发，真正在实事求是上开动脑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