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西方科技的引进及其影响 [复制链接]

第5版()
专栏：报刊论文摘要

近代西方科技的引进及其影响
叶晓青
在世界文明发展史中，十九世纪被称为“科学世纪”。十九世纪中叶以后，中国终于结束了闭关自守的局面。西方近代科学技术开始传入我国。从十九世纪六十年代起，我国开始了大规模的翻译工作，西方科学译著随之大量出版。近代新学科的引进工作大部是江南制造局完成的。该局在二十余年间译书163种，另附刊32种，其中影响很大的《西国近事汇编》季刊出了108期。
在清末民族危机中，一部分中国人虽然已开始认识到国家富强与科学技术的密切关系，但对西方文化的具体认识仍是浅薄的。在这种情况下引进西方文化的原则是急功近利，不仅不重视人文科学著作的翻译，甚至对自然科学的纯理论著作的意义也是不认识的，译著通常只是侧重工业制造或与之直接关联的实用学科。江南制造局早期翻译的著作中，除了外交几乎就是军事方面的东西。但随着时间的推移和认识的提高，自然科学的许多学科，不论是应用的（如工艺制造、采矿）还是基础的（如物理、数学）都陆续引进了中国。
通过译著传播的科学知识有力地影响了中国思想家。近代科学成就在他们的哲学理论中时有反映，新知识甚至成了他们主张政治改革的一种理论依据。当时对思想界影响最大、最具现实意义的莫过于古地质学和古生物学了。关于地球、生物不断进化的观念，是在江南制造局译的《地学浅释》中首次被介绍过来的。康有为比谭嗣同、唐才常等人更彻底地把进化观念运用到社会改革中来。他在讲学中常常先说一段自然变迁、生物进化的开场白，然后才谈人类社会。他一提变法便要谈进化，就连给光绪帝的变法奏章中也以自然进化为理论依据。
在近代科技引进的过程中，教育制度的演变是一个相当重要的内容。本国最早创办的新教育机构是京师同文馆。它在开创时只是为了应付外交的迫切需要，因此馆内仅设外文馆，课程也很简单。但他们很快就发现仅有语言人才是不够的。学习西方的制造技术，必先学习基础理论。因此，几年后洋务派又上奏要求在同文馆内增设天文算学馆。从同文馆课程表来看，科学课程设置大致符合从浅到深、循序渐进的顺序。除了设置自然科学课程之外，继后几年里同文馆还逐步设立了观象台、格致馆（即物理馆），这使学生有实验条件将所学科学原理以实验手段验证。这些，标志着科学开始渗入传统的教育制度之中。新学堂的大量创办，改变了传统的教育内容，也改变了取仕的标准和方法，不可避免地与传统的科举制在仕途上发生冲突。科学内容多少开始渗入科举，这是一大进步，但考试科目中仍有四书五经，新人材的选拔还是大受限制。
随着近代科学逐步传入我国，适应于封建的经济基础的价值观念，也不可避免地被触动了。中国封建价值观念中有一个非常重要也是极有害的观念——崇尚“义理”，轻视“末技”，科学技术历来被贬入“方技”。可是，随着近代工业和新式学堂的兴办而传播开的科学技术知识，迫使人们不得不逐步放弃对传统文化的妄自尊大，重新估量科学技术的价值。在清末急迫形势下，价值观的改变是新文化能在社会上植根并发展的首要条件。
在十九世纪后期，中国开始出现一批新型的知识分子。他们不仅在政治观点和哲学观点方面，而且在科学知识素养方面，都同传统士大夫有明显的区别。我国第一代新型的知识分子，主要是通过新的学校、科学实践和派遣留学生而产生的。派遣留学生的措施产生了严复那样的知识分子。
西方近代科学，曾在明末清初由传教士传入中国，但当时社会的反应是冷淡的。到了近代，情形却迥然不同：科学在中国开始植根，并产生了一系列的连锁反应，产生了久远的影响。其所以有这样不同的结果，与洋务运动是分不开的。洋务运动时期大张旗鼓地创办近代工业，建立新学堂、翻译馆等，为科学技术的应用和发展提供了条件，形成了一股学习西方技术的潮流。洋务运动在军事、经济方面的直接结果虽然令人失望，但就科学技术的引进和传播来说，它的影响是不能低估的。如果没有洋务运动，当时近代科学技术就不会那样大规模引进，新的政治力量的产生和发展就会更加迟缓，其后的维新运动恐怕也缺少一个酝酿和准备阶段。当然，洋务派的本意不是要否定封建制度，但事物发展的客观规律和客观效果，却往往违背人们的主观愿望，不以人们的意志为转移。
（摘自《历史研究》1982年第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