逆时代潮流 违民心所向——评越共五大的结果 [复制链接]

第6版()
专栏：

逆时代潮流 违民心所向
——评越共五大的结果
越南共产党第五次代表大会是在越南内外交困、人心不稳的情况下召开的。会前，越共党内就大政方针问题进行了长时间的争论。这场争论反映出，人民群众期望黎笋一伙改变现行的路线和政策，以免把越南引向绝境。但是，五大的结果恰恰同这种愿望背道而驰。
黎笋在大会上所作的政治报告表明：越南当局将继续其投苏、反华、推行地区霸权主义的既定政策。为了继续推行这种已经给越南人民带来了深重的灾难的政策，黎笋一伙对中央领导机构进行了大改组，以加强自己的势力和地位。泰国《民族评论报》指出，“柬埔寨爱国游击队竟能拖住越军达4个旱季之久，这是令许多人惊异的。但是，越共五大却不这样认为。”外国舆论普遍地注意到，侵柬越军司令黎德英担任政治局委员，说明河内还要加紧进行侵柬战争。
河内是硬着头皮去逆时代潮流而动的。与六年前越共四大显著的不同之点是：这次大会的调门大大地降低了。黎笋不得不在政治报告中表示，越共中央要对经济领域中的缺点、错误向大会作“严格的自我批评”。这确实是黎笋等人掌权以来罕见的事情。然而，他们以为这样轻描淡写地说几句就能平息人民的愤怒，只不过是一厢情愿。
越南经济搞得如此一团糟，越共在经济政策的错误当然也是原因之一。但是河内回避了一个最根本的原因，那就是：他们把本已有限的人力、物力、财力投入到战争机器中去。对越南第二个五年（1976—1980）计划的执行情况稍作分析就可以看出，越南刚刚实现和平统一以后，尽管困难很多，但人心振奋，国际援助也较多，前三年经济还是向上发展的。1979年越南发动侵柬战争以后，生产便猛烈下跌，1980年跌回到1976年的水平甚至比1976年还低。比如，越南的工业总产值1976年为82．08亿元（越币，下同），到1978年曾上升到95．2亿元，到1980年跌回到82．35亿元。在主要的工业产品中，煤的产量1976年为560万吨，1978年达到600万吨，1980年却下降到约530万吨，低于1976年，棉布产量1978年曾从1976年的2．4亿米增加到3．28亿米，到1980年又下降到2．35亿米；此外，水泥、化肥、食盐1979和1980年的产量也都急剧下跌，大大低于1976年的水平。按人口平均计算的粮食产量，1979年和1980年分别比1976年下降了20公斤和15公斤。
由此可见，发动侵柬战争是越南经济的一个转折点。从此，越南经济每况愈下。1979年和1980年的军费都超过了50亿元，占国家总支出的60％左右。试问，本来就是千疮百孔的越南经济，怎能承受如此巨大的负担呢？
黎笋等人在大会上表示要对经济政策作某些调整，提出要把农业放在“第一线”，以“解决最迫切的问题”，即“社会吃的问题”。实际上，他们并没有开出什么妙方来挽救已经病入膏肓的越南经济。按照大会通过的第三个五年（1981—1985）计划的指示草案，到1985年粮食产量要达到1，700万吨，即便这个指标能够达到，到那时越南人口将达6，000万左右，粮食人均产量也只能维持1976年的水平而已，怎能最低限度地“解决社会吃的问题”？与此同时，黎笋又强调“要满足国防的需要”，要求人民“必须懂得忍受困难”。他还不顾越南人民的消费已降到难以忍受的水平这一事实，断言越南人民“过多地消费了生产出来的东西”。由此可见，越南当局表示要“发展生产”最低限度地解决人民的吃的问题等等，只不过是为了掩饰其对外侵略扩张政策的失败，缓和人民对现状的愤怒情绪，以继续把越南绑在苏联的战车上，为建立地区霸权而冒险蛮干下去。
不过，就从越共五大的情况看来，河内由于进行军事冒险而陷进越来越大的困难。在这种情况下，应当对这个侵略者加强压力，迫使它放弃侵略扩张的政策呢？还是给它输血打气，使它更凶狠地扑向被侵略、被威胁的国家呢？这是值得国际社会认真考虑的问题。
新华社记者　江明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