喜剧性的悲剧——为台湾话剧《红鼻子》在北京上演作 [复制链接]

第5版()
专栏：剧评

喜剧性的悲剧
——为台湾话剧《红鼻子》在北京上演作
吴祖光
久居台湾的江西作家姚一苇先生的话剧《红鼻子》在北京由中国青年艺术剧院演出了。要感谢优秀的女导演陈颙和一台以青年为主的多才多艺的演员们，把这出戏演得有声有色。满堂观众都被这样精采的演出感动了，我也是被深深地感动了的一个。
戏剧是社会生活的再现，是人生的缩影。人活着都有强烈的追求幸福、追求快乐的愿望，而偏偏在生活里有这么多无尽无休的烦恼。《红鼻子》一剧所展现的就是这样一个充满不幸与哀愁、找不到一条活路的苦难社会：工厂主由于面临破产，只能躲到旅馆里借酒销愁，在绝望之中希冀得到大资产者高抬贵手、发发慈悲，赏给他一线生机。赶时髦的作曲家为自己“江郎才尽”、再也写不出受人欢迎的乐曲而苦恼万分，以至于把一腔怨气发泄在由于交通被阻、去而复返的女友身上。靠工资吃饭、积攒了一笔小钱出来旅游度假的一对夫妻，带着患有痴呆病的小女儿，由于假期将满，钱也快花光了，天气阴沉，情绪低落，互相不顺眼，没好气，始而唠叨，继而争吵。而那位大财主、董事长本来是颐指气使、威风八面，现在突然看到报载从美国启程的一架飞机失事，自己的独生儿子正是搭乘这班飞机经由日本回来，顿时大惊失色，痛不欲生……。由于交通断了，把上述各种人等都滞留在这个叫做“蓬莱别馆”、乌云密布的旅店里了。
正象一潭死水里投入了一颗石子，旅店里闯进来一伙跑江湖杂耍班子的年轻男女，立即使这个沉寂的店堂充满了青春的欢笑。原来拒而不纳的旅店经理只得无可奈何地接待了他们。杂耍班子里看来是无忧无虑的年轻一伙，言谈之间也都是满怀心事。尤其是那个嘴里只是念着“阿弥陀佛”的大力士，更显得阴沉、压抑……而其中最快活和活跃的是一个戴着红鼻子面具的小丑。
无论是古代、现代、中国、外国，戏剧里的小丑都是给人快乐的人物。这个小丑红鼻子，据他自己的介绍，“生长在一个很好的家庭”，但是为什么要“离家出走”，出来闯江湖，当杂耍戏班的小丑呢？看来他的动机就是为了给人快乐。他的本名叫“神赐”，果然象是天神赐给他神奇的本领，他手挥目送，连说带唱，只凭三言两语就使才枯智竭的音乐家恢复了灵感；听到了“来自天上”、“宇宙以外”、“人类所从不曾有过的美妙而神秘的声音”。对那位显然遭逢丧子之痛的资本家，他也只是简单地从几个方面提出反证，就解开了灰心丧气的当事人的忧虑和生与死的恐惧。至于那为生活烦恼，为久病的女儿担忧的一对夫妻呢？红鼻子简直象一个神奇的魔法师，把从三岁起就变得痴呆的小姑娘引逗得居然自己站起来了，会走了、会笑了、会哭了，甚至于会讲话了。而在资本家接到电报证实儿子由于没有搭乘那班遇难的飞机因而安然无恙的时候，他是这般狂喜，高兴之余，邀请杂耍班子演奏一场，以示庆祝；并且慨然答应那两位忧心忡忡、一径担心就要破产的工厂主，给以通融和帮助。一切问题都解决了，一切忧愁和不幸烟消云散。
出乎人们的意料是在这样欢乐的时刻，来到旅店的一个戴着黑眼镜的少妇上前抓下了红鼻子的面具；她是三年来到处寻找离家出走的丈夫、红鼻子小丑的妻子。
剧场散发的“剧情简介”里的最后一段，言简意赅：“感情之眷恋与信念之差异，使他们夫妻在彻夜长谈中既互相吸引又互相离异。最后，不会游泳的红鼻子为了救一名舞娘，毅然跳进海里。此时，广播传来雨停路通的消息，曾经受过红鼻子恩泽的人们，置红鼻子的安危于不顾，争先恐后地离开此地……”
这个家庭富裕的青年为什么离家出走、混迹于跑江湖的杂耍班子里呢？是由于他“不满足于物质生活的富足，决心用自己的眼睛来看看世界，到社会生活的洪流中去寻找人的价值和生存的意义。”什么是他的信念呢？他在表演节目里讲述了古代一个国王向最聪明的臣子提出的问题：“什么叫做快乐？谁是世界上最快乐的人？”红鼻子自己回答了这个问题：“快乐就是牺牲。当一个人为了别人而牺牲自己，他最快乐。”为别人而牺牲自己的故事，古往今来并不罕见；但它毕竟是最高尚的品质，难能而可贵。红鼻子对他的妻子说的是：“……当有一天，我问我自己：你到这个世界上是干什么来的？你的存在有没有意义？我问我自己：你究竟能做些什么？你究竟要做什么？想着，想着，我就不安起来了。”作者姚一苇先生用这样的笔锋写他的剧本时，他是极为严肃的、深情的，因而也是非常感人的。
正是由于在现实生活里还充斥着许多的不合理、不平和苦难，作者提出人的存在和生活的目的这样严肃有分量的思想主题，自然具有强烈的现实意义，也必然会引起人们的深刻思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