扬眉吐气会有时——记解放军中的几位医学科研工作者 [复制链接]

第3版()
专栏：

扬眉吐气会有时
——记解放军中的几位医学科研工作者
本报记者　易俭如
世上的弱者，多有一种思强、图强的精神。在全军医学科研工作者中，就有不少这样的人。
肝脏外科专家吴孟超提起自己的经历，总忘不了列强给他的反面教育。
那是四十年前，这位海外赤子从东南亚归国时，殖民主义者硬要他在签证上按手印。
“我会英文！”吴孟超据理力争。
“东亚病夫，字据上惯用的是手印。”
吴孟超在无可奈何地履行手续时，耳旁响起一阵开心的狂笑……
无端的凌辱，化为自强不息的“火焰”。吴孟超在祖国的哺育下，按过手印的手奋起了！六十年代初，他的神刀就打破了肝脏外科的“禁区”，做到了“洋人”扬言中国要二、三十年才能办到的事。
吴孟超和他的同伴在“珠穆朗玛”的山峰上跋涉，探索出常温下阻断肝脏血流的切肝方法，解决了大出血的难题。他为患者摘除过特大的肝脏血管瘤，重达36斤。肝移植是难度极大的课题，他也不甘示弱。看吧！
宁波街头，一辆红十字救护车，“呜呜”地叫着向医院疾驰。
此时，吴孟超和他的伙伴正在手术台前紧张地给一位晚期肝癌病人做“移花接木”的准备。
病人的腹腔和右胸打开了。老吴和助手迅速而果断地把连接肝脏的血管一根根结扎起来，阻断血流。接着，就传出“咔嚓、咔嚓”的剪刀声，被毒癌侵蚀的肝脏，干脆、利落地摘了下来。
正在这时，医院门口“嘎吱”一声，救护车到了。医务人员从一个特制的低温箱里把一枚健康的肝脏取出，放进病人的肝区，对好位。移植的关键是连结好各种血管和管道。吴孟超捏着绣花针似的小针，把肝动脉吻合，再一针针缝好。肝静脉和门静脉也吻合了，缝好了。胆管也接起来了，大大小小的血管都接好了。
“放血！”顿时，阻断肝脏血流的一个个“闸门”敞开了。血液在肝脏中奔腾，原来由于缺血而显得苍白的肝脏，在新鲜血液的滋润下，又红润起来了。经过12小时紧张的手术，“移花接木”成功了，这位晚期肝癌病人又活了148天。
1979年秋，吴孟超去美国出席国际外科学会第28届会议。那次会上共有3人作肝脏切除手术的学术报告，其中两位外国专家合起来做了18例手术，而吴孟超一人就做过181例，成功率达91％强，无论数量、质量，在国际上都居领先地位。吴孟超报告的话音一落，专家们纷纷迎上去，和他握手，用不同的语言，向他祝贺。
海军总医院有一位女同志，原来是学文的，对自然科学不消说是地地道道的“弱者”。然而，正是这位“弱者”在短短的三年中，就得了四次全军科技成果奖。
这位女同志名叫刘忠，四十开外。十年前才由政治教员改行从事化验工作。
1979年11月，中国科学院上海生物化学研究所首次研制成人工合成胰岛素原C肽。这个所著名的钮经仪教授打听到“小字辈”刘忠有一股犟劲，指名要她合作，由她进行动物试验，证明C肽的真伪。
“我是弱者，能成？”刘忠心里嘀咕着。然而，这位“弱者”一想到这是为国争光的重任，世界上还只有两个国家获得了这个“宝”，有了它，就能准确地检测注射过胰岛素的糖尿病人的胰脏功能，想到这些，她立刻振奋起来。
进行动物试验，不是件轻而易举的事。刘忠给兔子注射C肽，兔子的背上、腹部、淋巴结、脚掌上，要密密麻麻地打上50针。相隔半个月打一次，共要打10次500针。一次试验就要给几十只兔子注射，多麻烦啊！更麻烦的还是护理。注射之后，兔子发高烧、“绝食”、抽搐、休克，稍有不周就招致死亡。刘忠不愧是位“特级”护理师，她把濒于死亡的动物当宝贝抱回家，实行“特护”，用滴管从动物的牙缝里喂糖水、麦乳精。一个晚上闹钟要闹醒她七、八次，给这“无言的病人”喂食，让它度过危机。
有位作家来到刘忠家拜访，问她的两个孩子：“你妈妈好不好？”
“不好！”孩子脱口而出，“家里好吃的都被她拿去喂兔子了。”
天真无瑕的孩子啊，你哪知道妈妈心里装着的是一项大事业！
没白没黑地干，反反复复地试，办法都用尽了。但是和外国专家送的同类产品对比试验，得的结果却是风马牛不相及。难道我国的C肽不成，难道“上帝”只允许个别国家垄断？这位刚强的“假小子”难过得掉下了眼泪。又经过多少次验证，刘忠断定那位专家给的药品是假的！
我们被欺骗了，被戏弄了，这愈加激发了刘忠的民族自尊心。憋口气也要干出来！新的对比试验又开始了，含辛茹苦，千磨万击，终于证实我国的C肽是真的，货真价实的！
实验室里，刘忠一把抱住女伴，跳啊、蹦啊，连连转了好几圈。在场的男同志提醒她要冷静一些。他们都知道刘忠一身残疾，患有冠心病，先后作过8次手术，一侧肾大部切除，全身浮肿，脸上一按一个窝。她本来可以全休，但却常常加班加点，比正常人干得还多。
这些出类拔萃的尖子不是满足现状的“夜郎”，他们时刻瞄准世界先进水平进击，不停地进击。
第三军医大学的助理研究员陈惠荪，医学知识的根基比较牢。他和战友们与上海有机化学研究所合作，研制出人造血，为解决血源问题闯出了新路。每当取得成绩的时候，他总是告诫自己：不能做井底之蛙，自喜于一孔之见。他看到国外文献介绍有的军队装备了抗休克裤，心里就象添了一把火：“外国有的，我们也要有！”
但是，文献中只有一幅图片。它是什么原料制的，技术指标和性能怎样，一连串的哑谜需要他去揭开。他比比划划、冥思苦想地设计好图纸，急匆匆地跑到工厂加工。可是，制出来一看，厚的厚，薄的薄，又打折来又起皱，哪能抗什么休克呀！他连跑了几个工厂，都是乘兴而去，扫兴而归，毫无结果。
偃旗息鼓吧，也没有谁责怪他。此时，他脑海里浮现出对越自卫还击作战中抢救伤员的情景：战士们冒着枪林弹雨把伤员从火线上抢下来，但由于严重失血、休克，未能保住生命。当人们与死神搏斗的时刻，一个医生对人爱莫能助，是多大的失职啊！
好马崖前不回头。他和同志们一起修改了设计，选准一家工厂，继续试。
在全军医学科技会上，记者目睹了一场神奇的电影：银幕上映出一位工人，注射青霉素后，突然昏迷，发生过敏性休克。医务人员立即给他输液，注射升压药，均无效果。这时，一位军医急忙取来一条陈惠荪设计的抗休克裤，大伙七手八脚地给病人穿上去。两分钟后，双目紧闭的病人睁开了眼睛，“起死回生”了。
外国有的，我们也有了！外国没有的，我们也在探索。这，就是李时珍的继承者们的气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