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拉比流，我的摇篮 [复制链接]

第7版()
专栏：

那拉比流，我的摇篮
〔蒙古族〕　敖德斯尔
我们从赤峰出发。车子沿着绿杨婆娑的公路，蜿蜒驶进红土丘陵地带。这是我熟稔的土地，是我刚刚走向文学道路留下许多悲欢记忆的地方。乡情悠悠，往事约约。原来那些光裸的山岭，栽满了松、柏、杨、柳、杏、槐，在明净的蓝天映照下，格外清新悦目。三十多年来，我走遍自治区各地，从没见过这么大面积的植树造林。这是土地生命的蓊郁，这是生活安宁的颜色。我不禁欢呼：“好啊！再过十年八年，这里将是个绿色的海洋了。”
从一片片山林里，升起袅袅炊烟。我心里突然想起一个名字：那拉比流。是的，那拉比流对我和同我一起走向文学生涯的战友来说，是出发点，是摇篮呵！
“啊！那拉比流，你在哪里？”
我向起伏重叠的远山和青山绿水之间的农村望去，不禁想起那个质朴得象母亲似的小村庄和三十三年前我们在冀察热辽联大鲁迅艺术学院学习时那些令人难忘的岁月。
1948年秋天，赤峰在大炮声中解放了。承德、义州、锦州、锦西等城市还在国民党手里。敌人的飞机天天在我们头顶上盘旋，战争在进行着。这时，刚过二十岁的我，接受了昭盟蒙汉联军政治部要我带一部分蒙族同志去鲁迅艺术学院学习的任务。我们十几个人从林东出发，经过半个月的长途跋涉，来到了中共中央冀察热辽分区和联大所在地天义一带的农村。
一位穿灰色粗布吊兜军衣的细高个首长接见了我。后来才知道他是政治部主任黄火青同志。他很关心我们，很快把我们介绍到鲁迅艺术学院——它在几十里路外一个叫那拉比流的蒙古村。我们一到，不久前来到这里的我师的六位女同志，便从离院部五公里远的一个小村里赶来了。我们虽然互不相识，但彼此就象见到了家乡的亲人一样高兴。那拉比流的生活从此开始了。
第二天，我到院部找安波院长。所谓“院部”，就是一个农民家的小院。我走进一间小屋打听院长的时候，见有个穿灰军衣的精神矍铄的同志蹲在锅台旁吃饭。我以为他是炊事员，问他安院长在哪儿。他急忙站起来，热情地握着我的手，说：“我就是安波。”我望着他那清癯的面颊，惊奇地想：他原来是这样朴素的人呵！后来在经常的接触中，他为人善良、质朴，对同志热情、坦率，作风平易近人，给我留下更为深刻的印象。记得当时全院干部和老师们，每周要集合在一起，学习列宁的《左派幼稚病》第二章。学习前后，安波同志，还有程云、汪洗、姚汉光等老师，总是拿起二胡、三弦、洋琴等乐器，兴高采烈地演奏一番。这对从来没听见过乐器合奏的我来讲，不仅是最大的艺术享受，更是最早的艺术启蒙教育了。
学习给我们带来愉快，但也给我们带来困难。我们这些人中，大多是穷苦牧民和农民的儿子，有的不会说汉话，大部分不懂汉文，对文艺更是生疏。我们几乎都感到不适应文艺工作，心里产生了苦恼。
安波同志发现了我们的思想情况，便耐心地给我们讲革命道理，讲文艺在革命事业中的地位和作用，讲革命者对困难应取的态度。他那循循善诱的话语，象徐徐春风，给我们以力量和希望。从延安来的其他老师们，也以他们的好作风，关心我们，辅导我们。他们不辞辛苦，手把手地教我们各种知识。记得是严正同志上戏剧课，帮助我们排戏；汪洗同志教乐器和打击乐；石化玉和许直同志教识谱和声乐。岁月易逝，但这些师长的音容笑貌至今还深深印刻在我们的心上。
那拉比流有一座美丽的天主教堂。它高大、宽敞而又干净。这所异国宗教的传播地，成了我们的食堂、教室和礼堂。教堂的风琴和其他设备给我们提供了方便。我们还自己动手制做二胡、三弦和低音胡琴，解决了乐器短缺的困难。
战争条件下，伙食也不好，每天吃的是小米加白菜汤，还吃不饱，经常半饿着肚子。这一带虽然是新解放区，但每逢农村集市，各种农副产品还是很丰富的。那些女同志，小的十三四，大的不过十六七，有时还象孩子似地贪嘴，可是身上没有一文钱，只好用自己节省下来的一点卫生费，买些零食，嘻嘻哈哈吃着。艰苦而充满希望的创业年代，是愉快和难以忘怀的。
学习进入排练阶段后，我们遇到了没有可排练的蒙文歌曲、剧本和演唱材料的困难。安波同志便一再鼓励我们说：“你们自己动手，写蒙古族人民和骑兵部队的斗争生活。这个工作只有你们自己闯，别人是无法代替的。”在他的支持和鼓励下，当时连封信都不会写的我和布林贝赫等蒙古族青年，以初生牛犊不怕虎的精神，大胆地拿起笔来，写出了不少蒙文歌词和两个小剧本。当我把刚写完的第一首歌词《骑兵之歌》送给安波同志，征求意见，并希望他能给谱曲时，他是那样地高兴，拍着我的肩膀说：“好！就这样干！现在我给你谱曲，将来你们自己也要学着谱。蒙古民族的新文艺，就靠你们这些同志去创造和发展！”说着，他让我把歌词念给他听，他一边听着，一边用拉丁文记录下我的蒙文歌词，然后把拼音的歌词念给我听，让我纠正发音。又让我把每句词的意思翻译出来，他再记在拼音字下面。而后，他就一面念蒙文歌词，一面神思悠悠地哼哼起来。第二天，他把谱好的歌曲唱给我们听。我和同志们都高兴极了。他的曲子，不仅充满了蒙古曲调的旋律，而且吐字又那么准确、清楚。他还亲自打着拍子教我们唱。这对我们鼓舞有多大呵！在他的热情培育下，以后我们又写了《爱马歌》、《立功歌》、《骑兵的马刀》等许多蒙文歌词。这些富于民族特色和激昂的战斗气息的歌曲，以后成了我们骑兵三师宣传队经常演出的保留节目，并很快在整个内蒙骑兵部队中广泛流行。其中，《骑兵之歌》、《爱马歌》等歌曲，更象风似地传遍辽阔的草原，受到牧民的热爱。
安波同志、作家海默等同志，不但非常关心和爱护我们蒙古族青年文艺战士，也十分喜爱蒙古族民歌。在那拉比流的日子，他们经常来到我们蒙族学员中，听我们唱蒙古族民歌。有时从早晨听到晚上，有时从黑夜听到天亮。安波同志常常是一边记着曲子，一边感叹：“太好啦！太妙啦！蒙古民族不但是一个英雄的民族，也是个富有音乐天才的民族！”在安波同志的指导下，学院里的其他音乐工作者和蒙族学员们一起，在很短的时间内搞出了一本厚厚的《内蒙民歌集》。1949年，这本民歌集在当时的自治区首府乌兰浩特出版了。记得安波同志还为这个民歌集写了热情洋溢的序言。这是第一部内蒙民歌集，是安波等同志为蒙古民族文艺兴旺做出的重要贡献。
随着锦州解放和辽沈战役的胜利，中共冀察热辽分局决定，联大和鲁艺学院都将跟随我军主力开赴前线。一部分老师和学员要担起接受和教育俘虏的工作，另一部分人要进入大城市，着手解放区的文艺工作。根据这一指示，鲁艺分成两部分，以安波同志为首的一部分进驻沈阳开辟工作；以骆文同志为首的一部分随军南下。我们这些从各部队前来受训的短训班学员，将各自返回自己的部队。
艰苦岁月中结成的革命情谊，是最真挚、最珍贵的情谊。一听说要和鲁艺的老师和同学们分别，先是我们的姑娘们，而后是全队的同志，都在好几天以前就开始难舍难离地流泪了。有的同志想给老师和同学们赠送点小小的礼物或者纪念品，可是送什么呢？我们每个人除了身上穿的一套粗布军装和简单的背包外，一无所有。学习用的笔记本都是用公家发的白草纸订的，很多同志连支自来水笔都没有。但是革命者自有表达惜别之情的办法，大家互相依偎在一起，在笔记本上签上名字，写上祝福，写上希望……
临别前的那天晚上，全院师生欢聚一堂，一碗白开水，滋润了嗓子，便一起唱起了在鲁艺演唱过的歌曲和委婉动听的蒙古民歌。歌声彻夜不止，象浩浩江水、象幽幽山风，在那拉比流的夜空回荡，飞往辽阔的远方。第二天清晨，师生们各自背起背包，排成二路纵队出发了。我们暂时留在那拉比流的短训班的同志，列队欢送大家。队伍刚开发，不知哪个姑娘颤抖地叫了一声：“再见了！”立刻引起一片唏嘘和呜咽之声，双方的队形一下子乱了……好一会儿，才又整队前进。直到那一支长长的行列，在扬起灰尘的路上渐渐消失的时候，我们还呆然立在那里。
短短三个月的斗争生活，对我们来说是终生难忘的。尽管物质条件那么艰苦，可是我们的心里，却燃烧着一股扑不灭的烈火，不考虑家庭和个人前途，有一股以四海为家的远大理想。我们在老师的帮助下成长着，很快创作了一批歌颂英雄的人民和部队的歌曲和剧本，为广大指战员演出。
我们把小小的、质朴的那拉比流当作起点，踏上了漫长而又坎坷不平的革命文艺的征途。
记得安波同志离开我们的时候，豪情满怀地说：“同志们，在北京见！”安波同志的预言很快就实现了。不久，我跟他和其他鲁艺的同志，就在北京见面了。
年光如流，情谊不老。可我们谁也没有料到，后来会有那么大的一场动乱，使我们各自西东。而更不幸的是，安波同志病故了，海默同志在那场动乱中溘然长逝。但美好的东西是不会死的，他们那豪爽的性格、崇高的品德、出众的才华和对我们少数民族文学艺术事业的热忱关怀，同他们创作的许多优秀作品一起，将永远刻在我们的心坎上。
目的地到了。我的心不禁一阵欣欣然，又一阵怅怅然。出现在我面前的，仍然是那个美丽的、有着一座尖屋顶的天主教堂的无名小村庄。啊！那拉比流！我离开你虽然已经三十三年了，你那香甜的小米饭和白菜汤已化为我的血液。你赋予我的无比丰富的精神营养，一直在鼓舞着我向理想的前程不断迈进！
那拉比流，我的摇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