访“虫王”——记昆虫学家吴福桢同志 [复制链接]

第3版()
专栏：

访“虫王”
——记昆虫学家吴福桢同志
本报记者　纪希晨
春季到来，昆虫世界从冬眠中醒来了。
这是一个复杂的未被完全认识的世界。从高空到地下，从大山河川至房舍柜角，到处都有它们活动的踪迹。飞的，爬的，有益的，有害的，数也数不清。
“这类动物，全世界仅是定了名的就有100多万种。例如，世界上单是蝗虫就有9，000种，蚊虫有1，600种。我国估计有昆虫15万种，其中已定名的有3万种……”。
85岁的昆虫学家吴福桢，2月间向植物保护研究所的科学研究人员作报告。他语重心长地鼓励新一代的科研人员，要立志树立我国昆虫学的丰碑。他说：“中华民族自古以来就讲究立志。志是力量的一种源泉。”
吴老经历了清朝、民国、新中国三个时代。在漫长的崎岖不平的进军昆虫学的道路上，顽强地工作了几十年。
从东海到峨眉山，从江淮平原到黄河两岸，虫类世界中许多害虫，他都曾研究过；写过《昆虫与人类》、《中国的飞蝗》、《宁夏农业昆虫图志》等专著。他是我国近代昆虫学最早的奠基人之一。
吴老从小爱弄昆虫，是斗蟋蟀，捉知了，耍天牛的能手。他说，他终生与昆虫结下了不解之缘。他对研究昆虫，有一股百折不挠、锲而不舍的精神。头发斑白了，仍然带着儿孙到田间捉虫、制标本。标本，“那是我的宝贝，也是国家的宝贝！”
“科学为人类服务。研究昆虫，是为了认识它，控制它；利用有益的，消灭有害的。人民需要什么，我就研究什么。”
怀着崇高的理想，吴福桢积极参加了我国人民同虫害的重大战斗。
1920年，江苏沿海发生虫害，千里棉田受重灾。吴福桢一连几夜不睡，观察了金刚虫交配产卵的情况，找到了灭卵除虫的方法。1929年，大江南北蝗虫遍野。“飞蝗蔽空日无色，野老田中泪垂血。”吴福桢和他的同事奔走田间，与蝗虫鏖战。
治虫象打仗，必须有武器。他创建了我国第一个病虫药械制造实验厂，制成第一架喷雾器、第一批农药，使科学治虫成为可能，为我国发展农药器械创造了条件。
“文化大革命”中，吴老作为“反动权威”，被关在“牛棚”里，一边挨着“棍子”，一边写《宁夏农业昆虫图志》第二集等学术论文。他对枸杞实蝇的研究，促进了宁夏“红宝”的发展。全国科学大会上，他获得“在我国科技工作中作出重大贡献者”的奖状。
吴老从七十七岁起，开始研究蟋蟀、蟑螂的课题。这两种遍布全国的昆虫，是人类的大敌。吴老朗朗地介绍战果说：“我已收集到100多种蟑螂，100多种蟋蟀。从台湾、海南岛到新疆、黑龙江的都有。初看，它们似乎没有不同，可是用放大镜一看，真是千差万别！”
伯乐能相马，吴老能相虫。他能从蟋蟀的颜色、胸的宽窄，相出它们的战斗能力；能从唧唧声中，辨别出是哪一种蟋蟀。经常有来自各地的人，带来昆虫，请他鉴定、定名。他们把吴老亲切地尊称为“虫王”。
“科学的高峰是不应该有顶的。”吴老说。
科学的探索，给他带来无穷的乐趣。但是岁月不饶人。他经常深情地问自己，在离开这个世界以前，还能为人民作些什么呢？
“我还有几个奋斗目标。”吴老满怀信心地说。他一要编写《中国经济昆虫志》、《中国大百科全书》、《西藏昆虫》中论述蜚蠊（蟑螂）和蟋蟀的分册；二要写出我国《近代昆虫学发展史》；三还要带几个研究人员；四是希望看到“中国植物保护标本馆”的建立。
“晚年完成这样艰巨的任务，有什么困难吗？”
吴老顿时激动起来：“困难是没个助手呀！”
坐在一旁的植物保护研究所的负责人说，吴老负担的项目，是别人无法代替的。为从宁夏调他的助手，组织上奔忙了几年，但是至今没有结果。他们焦急地呼吁：为抢救昆虫学遗产，请有关方面给以支援。
科技战线要统筹全局，联合作战。解决吴老的助手问题，还要等到何年？（附图片）
图为吴福桢同青年科技人员谈昆虫分类鉴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