怀张澜、沈钧儒先生 [复制链接]

第8版()
专栏：

怀张澜、沈钧儒先生
王志之
张澜先生字表方，四川南充人。我在成都上中学时就知道成都大学校长张表方先生是学识渊博而又有别于“五老七贤”的教育家。所谓“五老七贤”，记得有清末状元骆成骧以及翰林进士赵熙、颜楷、向楚、林思进……之流的功名中人物。这帮人物，形成了一种特殊阶层，代表着最顽固的封建文化的守旧势力。他们虽无官职，却颇受军阀官僚的推重，打出一种举世特有的旗号——“四川绅耆”。他们管得很宽，从个人琐事到国家大事，他们经常要发表意见。他们曾经以“四川绅耆”的名义致电英美各国，与康有为唱和，宣扬尊君尊孔，说“孔子之道，本于天”。公然提出：要“定孔教为国教”，“以孔子配享上帝”。我们的校长，在五四新文化运动以后，还要反对语体文，甚至不许我们读《古文观止》。每年春秋丁祭日，我们到文庙祀孔，必须行跪拜礼。据说：“跪拜大礼，华夏国粹，有膝不跪，此膝何用？”这时，我就听说，成都大学校长张表方是个“怪物”。怪就怪在他“离经叛道”，“攻乎异端”；因此引起了“五老七贤”的攻击，同时却得到了一般进步师生的敬仰。
全面抗战爆发后，我在成都中华女中教书，在党的领导下发展组织，同屈正中、康乃尔、徐邦贤等人在校内先后建立了教师支部和学生支部，同校内外的反共顽固派进行尖锐复杂的斗争。因形势的需要，我到东门外火柴厂拜访了景仰多年的张表方先生。当时，先生年近古稀，精神矍铄，侃侃而谈，久无倦意。我把抗战初期出版的一本长篇小说《抗战》送他，问他还能不能看这样小的字，他说：“看新五号字也不戴眼镜”。我感到意外惊喜，至今记忆犹新！由他的介绍，我先后邀请李公朴、沈钧儒到中华女中讲演。六十多岁的沈衡老充满诲人不倦的精神，他号召大家在他的讲演中大胆提意见，提问题。他讲了一个上午，学生也提出了一大堆问题。他仔细地一条条地看完以后，感到很兴奋，主动提出：下午同学生一道举行一次座谈会。中午就在学校吃了一顿便饭，没有休息，继续座谈。老幼欢聚一堂，畅谈天下大势。座谈会举行到将近黄昏，考虑到沈衡老已经整整劳累一天，不得不宣告结束。我要给沈衡老雇车，他却坚决不许，要我同他一道步行回去，他说：“安步当车，我们好谈话。”他的情绪非常激动，表现了一个高尚的教育家特有的情操。他说：“身在这些欣欣向荣的中华儿女中，自己也感到年轻了！看她们提的问题，都是有关人生、社会、国家、民族问题，这种精神面貌可以证明：中国不会亡！得天下英才而教育之，真是难得的乐趣啊！”
1946年7月，国民党特务在昆明杀害李公朴、闻一多，张表方不顾个人安危，顶着恶浪挺身而出，在成都的一个电影院里召开“李、闻烈士追悼会”，他在讲演中痛斥特务的无耻暴行。他说：“李、闻烈士的血不会白流！民不畏死，死于国贼的屠刀下，死于正义的要求，死于为民请命，无比光荣！无比幸福！我要正告那些无法无天的杀人犯：你杀人越多，倒台越快！满清政府就是这样倒台的！洪宪皇帝也是这样倒台的！北洋军阀也是这样倒台的！日本帝国主义也是这样倒台的！……”他讲得义愤填膺，声泪俱下，全场激起了阵阵鼓掌声、怒吼声和哭泣声。
散会以后，这位群伦景仰的爱国老人被大家搀扶着走出会场时，一大批流氓聚集在门口滋生事端，公然提名叫姓用最下流的猥亵语言大声叫嚣。同时，一阵墨水瓶向他掷来，只见一阵阵的红蓝暴雨打在老人的头上、身上和群众簇拥着疾驰而去的黄包车上。
眼看着这幕丑剧，我实在忍无可忍，而又无可奈何，就对站在一旁的《成都快报》记者车辐慨叹道：“这种手段也太下流了！”次日，这个报详细登载了这条新闻，并刊出：某校长不胜感慨地说：“太下流了！”当时我是立达中学校长。
这年夏，我到重庆南温泉去走亲戚，我乘坐的长途汽车到站，在车门口正碰着沈衡老上车。我们匆匆交谈几句，车已开动，只听他在车窗上大声告诉：“我住在枣子南垭××号。”后来，我想去看望衡老，我的亲戚劝阻我说：“沈钧儒已被监视，他的住处一定布满了特务，你去看他，会带来难以想象的祸害的！”于是，我就望而却步了。
1949年我从香港来到解放后的北平，拜访了张表方先生，听他详述了上海解放前夕，他和罗隆基一道在国民党特务严密监视下，生命悬于俄顷之际，被地下党营救脱险的情况，令人惊心动魄，酷类天方奇谈。然而，这却是活生生的事实，极为生动而丰富的革命史！这些事实雄辩地说明了我们中国共产党同全国人民的患难情深、同一般民主人士的血肉关系！没有这个关系，就不可能取得解放战争的胜利，这是实践证明了的真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