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战士的光辉历程——记中国人民的老同志、老朋友路易·艾黎在中国活动五十五年 [复制链接]

第4版()
专栏：

老战士的光辉历程
——记中国人民的老同志、老朋友路易·艾黎在中国活动五十五年
中国人民对外友好协会　梅　达
4月的北京春意正浓，台基厂中国人民对外友好协会大院里的刺梅和紫丁香又开满枝头。沉寂了一冬的艾黎同志住房外的阳台也被新搬出温室的文竹和吊兰点缀得生气盎然。刚从海南岛度假回来的艾老，在首都医院匆匆检查身体后，立即返回他住了近三十年的寓所，投入繁忙的工作中。海南参观后的意见还没写完，中国现代诗的初译稿要修改，堆满案头的国内外来信和中外朋友预定的来访，需要答复和安排……。熟悉艾老的人都知道，说服他休息是不容易的，即使已届85岁高龄也是如此。对艾老来说，在中国已进行了半个世纪的工作不过是他生活的一部分。他把全部身心献给中国人民，想要做的没有止境，能够做的也还很多……。
这是艾老来到中国的第55个春天。1927年3月，他登上澳大利亚“卡卢路”号轮从香港折往上海时，怎么也没想到，这次仅只为了“看看”和“了解了解”中国大革命的异国之行，竟成了他大半生的中国革命生涯的开始。这个以毛利族反英领袖路易·曼尼亚波托的名字为名的新西兰人，从此竟变成了“中国的路易·艾黎”。*
留华探求真理
艾黎到达上海的时候，正值蒋介石悍然发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大革命的形势骤然逆转，整个城市笼罩在一片白色恐怖之中。艾黎在码头上岸时没有受到海关检查，却出乎意外地被一个码头工人迎面啐了一口唾沫。“这是多么不寻常的举动！这是多么不寻常的国家！”艾黎迷惑不解。但是他很快就找到了答案：这样的“见面礼”集中表达了中国人民对上海租界统治者的鄙夷和愤怒，他不过是因为也长着一张白人面孔而偶然作了一次替罪羊而已。就这样，艾黎第一次接触到中国人民就深深感到，他们内心埋藏的反帝情绪不要很久就会一发而不可遏制了。
6个月后，当艾黎访问上海的签证期满时，他作出了不再离开这个国家的抉择。
二十年代末的上海到处是半殖民地的光怪陆离现象。艾黎在公共租界工部局当上了消防队督察和检查工厂安全的工业科督察长，这给他提供了了解租界内工人生活的机会：缫丝厂童工遭受的非人待遇，退火炉爆炸后工人血肉横飞的惨象，电池厂徒工慢性铅中毒的可怕结局……这一切把他逐渐引向了半殖民地中国社会的最底层。那里的生活使人感到窒息。当他在无锡目睹了6个缫丝厂工人为组织工会、改善工作条件而被当成共产党人当众枪杀的悲壮场面时，他向自己提出了一个严肃的问题：“这到底是为什么？”
艾黎开始阅读《资本论》，并且不久就和史沫特莱、马海德等人一起参加了英国人巴林博士发起的在上海的第一个外国人“马列主义小组”，同我党建立了联系。从此，艾黎利用工部局拨给他的那辆专用公务车，一次又一次地替上海地下党运送传单、书籍，转移革命同志。他的住宅成了地下工作者的隐蔽所，屋顶阁楼还设置了党的地下电台。艾黎和他的不同国籍的朋友们就这样把他们的命运同中国革命连在了一起。1929、1931年，艾黎利用假期到内蒙古和武汉地区参加救灾工作，越来越看清了国民党政府不顾人民死活、贪污腐化的丑恶面目，越来越懂得是谁真正同老百姓站在一起。他同党的关系也越来越密切了。华中大水时，他为了给日夜修补堤防的洪湖上游苏区老百姓送救济粮，费尽周折突破了国民党官员的重重阻挠，经过一场战斗，戏剧性地把粮食送到了贺龙同志领导的红军手中。其后，随着日本帝国主义侵华战争的步步进逼，艾黎更是无保留地投入了支援中国人民抗日救亡的斗争。他和当时的国际共产主义运动远东支部书记、美国的格兰尼奇等人，通过在上海出版的英文刊物《中国呼声》，把红军的英雄事迹和中国共产党的抗日主张介绍给世界进步人民。他还按照中国共产党的要求，协助安排了美国名记者埃德加·斯诺和马海德大夫去陕北解放区采访和工作。影响深远的《西行漫记》一书就是斯诺这次陕北之行的硕果。在此期间，艾黎结识了鲁迅、茅盾等进步作家；同宋庆龄建立了深厚的友谊。艾黎从他们那里得到许多启发，大大丰富了他对中国和世界形势的认识。
在艾黎留居上海的最后年代——1936年西安事变前的两个月，西安八路军办事处急电上海，请艾黎作一次“紧急旅行”，因为那里有一大袋破破烂烂的印有临汾、洪洞等县名的山西钞票等着他去帮助兑换成中央法币。这些钞票是红军在一次战斗中缴获的“战利品”。艾黎作为英美烟草公司的“经理”和曾在县里搞过救灾工作的华洋义赈会的“专员”，出色地完成了这项任务，把钞票统统带回上海。最后，这笔巨款由宋庆龄设法汇到了西安，成了我们党在西安事变期间活动经费的一个重要来源。
致力“工合”运动
在艾黎的中国生涯中，“工合”运动耗费了他的大量精力和心血。
“工合”产生于抗日战争的困难时期。艾黎下决心搞“工合”，是在1938年上海杨树浦区许多工厂遭日寇狂轰滥炸之后。当时，大城市的工业几乎全被战火摧毁，难民人数与日俱增。在一次艾黎同斯诺夫妇谈论抗日的形势时，尼姆·威尔士忽然提出在大后方开展一个建立自己管理自己的合作社运动，以便组织人们实行自产自救和救亡的想法，这同艾黎早就在酝酿的要在内地搞工业的设想几乎不谋而合。计议既定艾黎很快就写出了一份材料，并且同斯诺夫妇一道着手推动“工合”计划的实现。作为第一步，艾黎决定把上海的工作交给别人，自己亲赴武汉活动。
“工合”运动从一开始就得到了中国共产党的赞助。当时在武汉八路军办事处的周恩来同志给了艾黎很大的鼓励，最初几次“工合”会议都有王炳南同志参加。1939年毛主席从延安给香港的“工合”国际委员会去信，欢迎在解放区建立“工合”；叶挺同志也曾写信感谢他们给皖南游击区建合作社捐款。之后，艾黎为“工合”工作问题三次去延安，三次见到毛主席。党对“工合”的支持使艾黎预见到“工合”运动在解放区将大有可为。
1939年有14位国际名流参加的“工合”国际委员会在香港成立时，艾黎是委员之一，还担任了实地工作秘书。“工合”开始得到美、英、新西兰等国人民和海外华侨的捐款。
在组织“工合”的过程中，艾黎依靠一辆自行车和壮实的双腿，从干旱的西北黄土高原，到草木繁茂的瑞金山区；从国民党统治的大后方，到八路军、新四军的游击地带，足迹遍及16个省，行程不下3万公里，筹建起西北、西南和东南三个地区的“工合”总部。为了购买织军毯用的羊毛，他甚至深入到藏民地区。艾黎凭着他的机智、坚毅和吃苦精神，战胜了敌机轰炸、伤寒疟疾和土匪、特务的一次次袭击，使“工合”在群众中扎了根，他自己也由于这段艰巨、复杂的工作经历，更深入地了解了中国的社会。他这时已得出结论：中国的希望在荒凉的西北，在闪耀着红星的延安。
虽然由于后期遭到国民党的镇压、迫害，“工合”原定组织3万个工厂、作坊的目标没能达到，但到1943年为止，“工合”已在各地建立了大约3，000个不同行业和规模的作坊、工厂，安置了30多万工人，“工合”的几百种产品不但满足了一部分民用消费品的需要，还向前线提供了手榴弹、担架、军毯等军用品，为支援我党和我国人民抗战作出了最实际的富有成效的贡献。
为黎明培育新人
山丹，这个古“丝绸之路”上的偏远小县，早在四十年前就成为艾黎的第二故乡了。在这里，艾黎和一位毕业于英国剑桥大学的朋友乔治·何克一手创建的山丹培黎工艺学校，是他在山丹9年惨淡经营的结晶。“培黎”二字虽是艾黎尊敬的美国朋友培黎的名字译音，却还包含着“为中国的黎明培育新人”的深意。办这所学校原是艾黎“工合”计划的一部分，他早就想到未来的新中国将需要一大批愿意留在艰苦的内地、能应付任何形势的训练有素的技术人才。为了达到这一办学目的，他给学生制定的座右铭是：“创造与分析”。
培黎学校最初设在陕西双十铺，离“工合”西北地区总部的宝鸡很近，但是由于反共政治压力的干扰，学校刚刚诞生就濒于夭折。在征求了周恩来同志的意见后，学校于1944年迁至地域偏僻、国民党统治较弱的甘肃省古城山丹。何克一年后死于破伤风，艾黎只得把办学的重担全部挑在自己肩上。一连五、六年，艾黎作为校长，不但要制定教学、生产计划，安排学生生活，还要从国内外筹集资金，购置设备，延请教师。更重要的是，他还得经常对付国民党军队和马步芳匪徒对学校的骚扰，严防他们的人插手学校事务。在他的带动下，学校办得生气勃勃，学生们过着愉快而有纪律的集体生活。学校除粮食外，其余都能自给，连煤也是从自己的煤窑里挖出来的。在新西兰医生司宾塞夫妇的帮助下，学校还开办了一所医院，免费给当地的老百姓治病。
西北解放前夕，学校师生对解放玉门战斗的有力支援，在培黎校史上写下了闪光的一页。当时为了防止国民党军队败退时的抢掠，艾黎早就让师生作了准备。得到党要求协助解放玉门的消息后，他们马上动员起来，一天内把拆成零件埋藏在煤窑中的二十多辆卡车挖出组装好，由一个新西兰老师和一批学生组成的车队运载解放军开赴酒泉、玉门，胜利解放了玉门油田。
山丹一解放，艾黎立即把一个完整的、充满朝气的培黎交给了人民政府。1953年学校迁往兰州，改名兰州石油技工学校，艾黎至今仍是该校名誉校长。培校的毕业生如今活跃在社会主义建设的各个岗位。
新中国首都三十年
1953年后，艾黎定居北京，开始了他作为“和平与友谊使者”的生活。他意识到，作为中国人民的忠实同志和朋友，他要尽的国际主义义务并没有随着旧中国的解放而终结。他还得开辟另一条战线，为新中国得以在和平的环境中医治旧日的创伤，为让全世界正确地认识和了解新中国而斗争。
五十年代，艾黎代表新西兰参加了一系列的和平会议和亚非团结会议，还当选为设在北京的亚洲及太平洋区域和平联络委员会的委员，为反对帝国主义侵略、保卫世界和平、争取民族独立和解放而奔走呼号。他还多次到中国各地参观访问，仔细观察、比较解放前后的变化，写出了著名的《有办法》、《人民有力量》等书，把新中国的光辉形象真实地介绍给国外读者。北京生活条件虽然远比山丹优越，但艾老始终保持着严格而有规律的独身生活，除了周末和星期天同他在战争年代收养的几个义子合家团聚，享受天伦之乐外，其他时间都被写作、旅行、书信往来和接待宾客等日程排满。到今年为止，他在国内外出版的介绍中国、歌颂我国建设成就和声援被压迫人民斗争的书就有34部，还出版了18部创作诗集和11部翻译的中国古诗与现代诗选。艾黎这些内容广泛的著作不仅为中国赢得了更多的朋友，也使他作为作家、诗人和社会活动家的影响远远超出了新、澳、美、英等英语国家。多年来，艾黎象一块磁石，吸引着无数对中国有兴趣的人。来自天南海北的外国朋友都把艾黎在北京的家当作他们获得中国入门知识的宝库，他的广见多识的头脑对他们来说无异是一部“中国小百科全书”。
同每个中国人一样，艾黎对“十年浩劫”给中国造成的灾难，特别是对许多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遭受的迫害、打击十分痛心，但他对中国人民和中国共产党的信心从未动摇。“文化大革命”中他在纷乱的斗争中巍然不动，冷静观察着局势的发展，深信正确路线终将占上风。谁都知道，艾老从不吝惜笔墨，但在“反击右倾翻案风”时有人要他写“批邓”文章，却被他一口回绝。他对周总理、朱德委员长和毛主席一年中相继去世，悲痛中隐含着担忧。而当“四人帮”被粉碎后，他一次又一次地赋诗撰文，为中国“重上正轨”庆幸高歌。他相信中国的未来充满光明。
艾黎在中国55年的漫长经历是艰难曲折而又丰富多采的。这期间，另一种意义的“幸福”曾多次向他招手，例如，他本来可以回到四季如春的新西兰去过更为优裕的生活。但他想都没有这样想过。因为对艾黎同志来说，生活还有更高的目标，正如他自己所说的，能够在亿万人民前进的队伍中取得一个位置，能够为一个内容丰富的伟大事业去奋斗，这本身就是他所能期求的最大报酬。
邓小平同志在1977年祝贺艾老80寿辰时说：“为中国革命事业尽力的国际朋友有千千万万。象艾黎同志那样50年如一日，在我们艰难困苦的时期，在我们创业的时期，在我们胜利以后，始终如一地为中国人民做了大量的工作，这是不容易的，所以他受到中国人民理所当然的尊敬”。中国人民对这样一位老战士、老同志、老朋友55年来的贡献是不会忘记的。艾黎同志的国际主义精神，对中国革命的忠诚和对劳动人民的热爱，激励着我们更好地为建设伟大的社会主义祖国而奋斗。他那共产主义的思想境界、脚踏实地的苦干精神和不循私情的原则性，是我们学习的榜样。
在艾老来华55周年的时候，我们衷心希望他健康长寿，同中国人民一起胜利地进入21世纪，成为邓小平同志所祝愿的“三个世纪的活动家、革命家，经历三个世纪的中国人民最真诚的朋友”。
*新西兰杰弗里·查波所著艾黎传记的书名。（附图片）
艾黎与瑞金儿童。对外友协供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