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为何去而复归——记广州起重设备厂王鹏在香港的经历 [复制链接]

第4版()
专栏：

他为何去而复归
——记广州起重设备厂王鹏在香港的经历
《解放军报》通讯员　杨林芳　《解放军报》特约记者　吴世斌
广州起重设备厂原供销员王鹏，到香港定居八个月就回来了。消息一传开，周围的同志就象一锅沸腾的水。许多人都说：“王鹏这个‘弯’转得好，他又回到阳光大道上啦！”也有的则认为：王鹏是个大蠢仔（傻瓜），有钱不懂“捞”，有福不会享。这个问题应该怎么看？为了寻求答案，我们专程访问了王鹏同志。
王鹏今年四十九岁，生活道路上的坎坷，使他额头上留下一条条皱纹。当他知道我们的来意时，先是朗朗一笑，尔后却长叹一声：“说起来话长罗！”
憧憬“天堂”
“提起去香港这段往事，一阵难忍的苦味，就在我心中直冒啊！”王鹏说：“那就从我追求‘天堂’的幻想罗嗦起吧！近几年来，我国实行开放政策后，和香港的人接触多了，特别是长期在香港居住的母亲、妹妹、表兄及其他亲戚，也都陆续回来探亲和旅游。在同他们交往中，我发现这些人穿红戴绿，处处摆出阔佬的派头。”
“有一次，我问一位亲戚：‘香港挣钱容易吗？’ 他不假思索地说：‘好捞，发财也不难！’‘吃穿住呢？’‘玩一世都唔晒（不用）忧啊！’起初，我不大相信这些话，但看到他那副神态，我头脑里渐渐活动开了：自己全家生活虽然不用愁，但我工资收入也只有六七十元！既然香港钱好捞，怎么不去碰一碰？”
正当王鹏想入非非的时候，恰好母亲接连来信催他申请去港另谋生计，加上亲友给了他许多许诺，他便以照顾年迈的母亲为由，申请离职去港定居。1979年8月，王鹏带着一个十来岁的儿子，离开了美丽如画的广州。
美梦破灭
王鹏说：“香港的高楼大厦鳞次栉比，汽车来往穿梭。表面看，香港繁荣啊！
“不过，当我走进母亲的楼房时，这‘繁荣’的内幕就披露在眼前：我母亲住的公房有八层高，站在街上看，真象个现代化的样子；里面却是一排排鸽子笼似的房间。各家各户都没有伙房，做饭都在过道上摆‘火炉阵’，满地堆着垃圾杂物。左邻右舍，麻将声、爵士音乐声、念经的敲打木鱼声、吵架声，充斥整栋大楼。我母亲的住房，小得连张桌子都打不开，看了不禁使人心中直打寒颤。妈妈对我说：‘现在能住上这样的房子算不错了，刚来时，我还睡在人家的床铺底下喽！’这句话使我一下子陷入难以言状的惆怅和失望之中。
“在香港一切都离不开钱！为了糊口，我赶紧找工作。可是，在香港找工作谈何容易啊！尽管报纸上、电视里常有招聘启事，但大都是招聘一人，报名上千。我早出晚归，整整奔波了一个月，才找到一家只有十多人的工厂做工。在那里，每天要干十几个小时，常常累得头昏眼花。月薪虽有1，200元港币，但喝杯王老吉（凉茶）就要花1元；吃碗云吞面要花3元；出门坐车有时一天也要花二十来元。天啊，我们父子俩还要吃饭，还得付几百元给代管孩子的亲友，我抠着指头算来又算去，千把元月薪根本不够一月花，结果，连个简便的住房也租不起，只好栖身在老板的工房里。由于休息不好和劳累，加上这家工厂机器设备陈旧，我差点一命呜乎哀哉。
“有一次，我在操作机器时，突然一声轰响，一块机器小零件飞了出来，正好击中我的胸部，痛得脸色泛白，好久连话都讲不出来。可是，老板赶来时，劈头问的是：‘机器损坏了没有？’当他知道机器无损时，便露出笑脸说：以前有两个人也发生过这样的情况，我就叫他们‘炒鱿鱼’（解雇）了。听到老板这些冷酷无情的话，不禁想起了在祖国大陆时组织对自己的关怀和温暖，我的眼泪直往外涌。在香港8个月，我先后当过推销员、店员，也摆过小摊子，尽管自己拚死拚活地干，到头来我们父子俩仍然无法生活下去，尝够了人间的辛酸！”
人情如纸
“你在香港不是有许多亲戚吗，他们难道不助你一臂之力？”我们问。
这时王鹏两眉紧锁，摆了摆头说：“在香港这个社会里，是金钱至上，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完全是赤裸裸的金钱关系，相互利用的关系。自己的亲戚也是如此啊！”接着，他一五一十地向我们诉说开了：“去港前，一些在港亲戚曾对我许下诺言，说什么找工作，吃穿住，统统包在他们身上。谁料到，人到香港后，别说帮个忙，连求个见都比登天还难啊！我有个表哥在香港开珠宝行，我曾十多次打电话约他见面，但每次他都以各种理由推托开。过了一个月后，他才勉强在一间餐厅门口见了我。这个表哥回广州时曾答应给我‘帮忙’，可这时我求他帮帮忙，他却左一个‘难’，右一个‘难’，最后扬扬手，坐上一辆小车一溜烟地走了。在回家的路上，我望着五光十色的霓虹灯，心里如潮翻滚着：资本主义社会人与人的关系，不正是象霓虹灯似的瞬息万变吗？在香港这个‘天堂’里，真是有钱能叫鬼推磨，无钱求人难上难！
“亲戚是如此，自己的至亲也不二样。我有个亲人在香港开设一间花店，我外出做工时，就把儿子留在她家，每月给她五百元托管费。一天深夜，因为一件鸡毛蒜皮的小事，她便把我儿子赶出门外，孩子哭得死去活来。当时我在外地做工，任凭我在电话上怎么苦苦哀求，她一直执意不肯收留。开始，我对此百思不解，后来，我想起这位亲人说过的一句话，才犹如大梦方醒。她曾对我说过：在香港，不认情而凭钱，有钱无情才是情，有情无钱不是情。这话不是把资本主义社会的所谓文明勾划得活龙活现吗？！”
王鹏还给我们叙述了一件辛酸事：“一天晚上九点多钟，我回到家里，一看一位家人的脸色不对，经了解原来是嫌我每月给的钱太少。天啊，我每月挣点钱除了父子俩糊口外，余数就替家里缴纳房租、水电等费用，哪还有办法多给钱呢！我对她说了许多好话，但她却越听越火，干脆来个翻脸不认人，把我父子俩的行李扔出门外。我走投无路，只好一手牵着儿子，一手挟着行李，含着眼泪徘徊在喧闹的大街上。”
时刻担心
王鹏谈到他在香港处处缺少安全感，说：“犹如悬挂在高空的钢索上过日子，时刻担心摔下来死于非命。”
他说：“有一天，我在一个小食摊干活，刚开门，突然来了三个‘包菜头’的青年。我以为他们要吃早餐，便热情招呼他们。殊不知，其中一个穿西服、戴墨镜的青年，立即把手伸了过来，说要钱。我被这突如其来的行动吓懵了。当我明白过来后，只见那个青年向身边的两个青年使使眼色。挥着拳头，逼近我厉声喝道：给不给钱？小心你的脑袋。这时店主人赶来了，陪着笑脸说：‘前几天，已经给了你们不少钱啦，这几天生意不好，等往后再多送点吧。’起初，那伙青年仍赖着不走，后经店主好说歹说才勉强走开。经了解，原来这些人都是黑社会集团的
‘魔鬼’，专门勒索穷人金钱的。谁给不起，他们就会把你大打一顿。我问店主，警察怎么不来管？店主说：‘天下乌鸦一般黑，魔鬼和差佬都是蛇蝎一窝的。’打那以后，主人没有来，我再也不敢独自开门营业了。”
王鹏继续说：“我在那里八个月，杀人、抢劫、车祸、强奸，几乎天天有见有闻。香港还有一大怪，几乎家家户户都安着大铁门，很象监狱一样。有的还觉得不保险，又安着二道、甚至三道门。许多文娱场所、电影里、书刊杂志中，黄色、枪杀的镜头，更是比比皆是。有的人陷入苦闷、失望和麻木状态；有的人在灯红酒绿、纸醉金迷、吃喝玩乐的糜烂生活中寻找刺激和消磨时光。据香港报纸透露，被生活折磨成精神病的就有好几万人。”
重见光明
“一心想到天堂发财的幻想破灭了！亲友一个个甜蜜的许诺化成了泡影。这时我感到面前只有一条路：就是回社会主义祖国。但转念一想，自己是自愿申请来香港的，职也退了，户口也除名了，孩子也退学啦，这样回去还会受欢迎吗？我给原单位领导写信，谈了自己在港的经历和遭遇，提出要求复职的愿望。谁知厂领导很快就给我复信，表示热情欢迎我回来参加四化建设，并愿意为我办理复职手续。看着那一行行充满阶级情谊的信，就象看到社会主义祖国在向我招手。那天，我激动得一夜没合眼。
“当我走出广州火车站时，感到一切都是新鲜的、温暖的，亲人个个向我伸出热情的手，我激动、兴奋、快乐的心情，简直无法形容。不久，我的孩子就回到原校读书，我也很快复职上班。我走了一段曲折的路，但组织和同事们都没有歧视我，而是在政治上关心我，在工作上信任我。上班没几天，领导就让我去完成一项重要的销售和采购任务。前年10月，还提拔我为供销股副股长。最近，我又受到广州市侨务系统的表扬。”
当我们和王鹏同志道别的时候，他紧紧地握住我们的手，说：“没去过沙漠的人，不知道水的珍贵；尝过资本主义社会辛酸的人，才更加懂得生活在社会主义祖国的幸福。人们向往的天堂在哪里？不就在我们用辛勤的汗水浇灌着的社会主义土地上吗！”　（原载4月10日《解放军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