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能忘却的纪念 [复制链接]

第5版()
专栏：

不能忘却的纪念
夏衍
王莹同志的两本长篇小说《两种美国人》和《宝姑》，已由中国
青年出版社出版，和广大海内外读者见面了。
作者的亲属和小说编辑要求我写篇短序，我不能推辞。但拿起笔来，就不能不想起她短暂生涯中的抗争、奋斗和二十年来遭受到的苦恼与辛酸。
我认识王莹同志是在1927年，我从日本回到上海之后。当时正是大革命失败，革命的低潮时期。上海挤满了各革命地区被迫出亡的革命青年：有革命战争中的幸存者，有锋芒毕露的青年，也有从失败中吸取了教训的沉着的斗士。其中有不少是女青年，她们还存有剪刀痕迹的短发，睁着稚气的眼睛，带着发自内心的炽热的革命激情，散发着随时准备为革命而牺牲的浪漫气息。这正是五四运动狂飙时期培养出来的新女性的典型。
王莹就是这些女青年中的一个。她当时年纪很轻，但完全没有革命低潮时期常见的那种悲观消极情绪。她爱好文艺，参加了上海艺术剧社，因此就和我有了工作上的联系。当时，左翼力量正在电影和戏剧界开展，王莹在这方面显现了她的才能。她接连主演了好几部进步电影和话剧，成了通常所谓电影“明星”。但是这个称号和所带来的名声、地位和物质享受，在当时也曾腐蚀过不少缺乏社会经验的年轻演员。可是王莹在这一点上是有警惕的，她不甘同流合污，她关心的不是名誉地位，而是怎样才能更好用文艺这一武器来为革命服务，这就是王莹魂牵梦萦的一种精神境界。王莹因参加革命活动，多次受到反动派的追捕和迫害，但她始终保持了勇敢和顽强。1933年，她愤懑地呼喊出：“冲出黑暗的电影圈”的口号，在电影界引起了一场不小的风波，她也并不因此而表示丝毫的妥协；她离开上海，到日本去学习。
1935年，电通电影公司成立，王莹应邀回国参加拍摄了影片《自由神》，参加了业余剧人协会。抗战开始，她参加了以洪深为队长的救亡演剧二队，热情地投身于抗日宣传的演出，作出了为人称道的成绩。
我再见到王莹，是1942年太平洋战争爆发，香港沦陷之后，我和范长江、金仲华、司徒慧敏诸同志从香港取道澳门返回重庆，其中就有刚从南洋宣传抗战到达香港的王莹在内。她化装成一个村妇与我们同行。虽然岁月无情地给这个昔日的少女增添了老成和持重，但她的革命热情仍然丝毫不减当年，言谈笑语间依旧闪现着她昔日的面影。
返回重庆不久，得到了党组织的同意，她和谢和赓同志到美国去了。一去13年。祖国解放了。大家都为新中国的诞生而兴奋和忙碌，我也不例外，忙到连怀念远方战友的时间都没有，只是心想，到了该回来的时候，王莹当然是会回来的。
王莹夫妇回国是1954年底，是被美国移民局驱逐出境的。1956年，她被分配在当时的北京电影剧本创作所（即后来的北影编辑处），作编剧。他们夫妇来看过我，但正在我工作繁忙的时刻，来去匆匆，不及深谈，回忆前尘，还觉得十分遗憾。
王莹夫妇走上工作岗位没有多久，她的丈夫谢和赓同志——一个1931年参加革命，1933年入党的老党员，就被错划为右派分子，送到北大荒去劳改了。王莹在香山乡下租了几间住房，从城里搬走，不再进城，极少和她的老战友们见面。1960年第三次文代会期间，周总理在香山邀集电影界便餐，发现王莹没有参加，临时派人接她与会，并鼓励她不要消沉，好好写作。
接着，十年内乱开始了，我失去了自由。待到漫长的九年之后，我重新得到了自由，才知道王莹早已于1974年在狱中去世。她的死讯曾使谢和赓同志神经失常，入安定医院多方治疗才得痊愈。并且知道，王莹和我们同属于一个专案，有一阵还与我关押于同一监狱。
从三十年代开始，王莹就开始写作，她耽于阅读，好学深思，文思敏捷。我相信她的小说一定能得到知音者的赏识。
这两部小说共近60万字，而且还有多种异稿和修改稿，这件事本身就表明，作为一个演员的王莹又是一个多么勤奋的作家。这样的同志是不应当忘却，也不能忘却的。
作为一个相识数十年的同志，匆匆写此短文，作为《宝姑》的代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