夜读《傅雷家书》 [复制链接]

第7版()
专栏：

夜读《傅雷家书》
吴强
黄浦江头三月之夜，颇有春寒料峭的意味。拿起三联书店新近出版的《傅雷家书》，读着读着，身子不觉渐渐地温暖起来。我感到这本书里有一颗火热的心在跳跃，在发射一股强烈的热和光，蒸腾在我的周围。同时，我的心头，又生起这样的感觉：仿佛是1956年的一个春夜，我坐在上海江苏路傅家书房里的长沙发上，斜对着长眉大眼、精神矍铄的傅雷，听着他侃侃地谈着巴尔扎克，谈着文学，谈着音乐，谈着他的儿子似的。
我和傅雷相识于1955年。初次接触，我便觉得他谈风颇健，见识又广又多，在文学艺术和其他学术上常有精辟的见解，就喜欢去看看他和向他求教。在我的印象中，他是一个治学严谨、以真诚待人和严以律己的人。读了他的小儿子傅敏编选的这本家书集，我觉得我在他的生前，对他的了解太少，认识太浅了。透过这本家书集，我确认，傅雷不仅是大家所熟知的出色的文学翻译家，而且是一位对艺术以至哲学具有真知灼见的难得的人才。
人们常常谈论批评和自我批评，都知道自我批评的精神是一个马克思主义者必须具备的高尚品质之一。傅雷不是共产党员，他也从未宣称过他是马克思主义者，他的自我批评精神却叫人敬佩。父亲在儿女面前坦率认错而且从内心发出表示歉意的声音，这种事情生活中不很多见。傅雷，许多人都知道他教子严格，有时严得过分。在《傅雷家书》中，我看到他在给他的长子傅聪的信里，就明白地为此表示歉疚和自责。读到那些感人肺腑的字句，连我的心也不禁啪啪地跳荡起来。他在他的信里甚至这样发自内心地责备自己：“人生做错了一件事，良心就永久不得安宁！”他在1955年12月11日夜间写给他的聪儿的那封信里，对傅聪说，批评与自我批评最需要的是勇气，只要存着一丝一毫懦怯的心理，批评与自我批评便永远不能作得彻底。这些话，是没有批评与自我批评实践的人说不出来的。他在书信中几次谈到，马列主义倘若不能“身体力行”，就毫无价值。在这一点上，他作了榜样。他在给傅聪的信里，一再要傅聪以他的“脾气暴躁为戒”，在他给傅敏的一封信里，批评自己“因为理想高，热情强，故处处流露出好为人师与拚命要说服人的意味”。我以为，这是傅雷身上的一种美德。这种美德，对一个有学问的颇有声誉的作家是多么难能可贵。过去有，现在也还有这样一些人：稍有一点资历，或者稍有一点成就，或者稍稍受到一点赞扬，就把自己扮成一个大师似的，时时处处居高临下，好教训人，以为自己比谁都高明。他们嘴上常常说，自我批评好比是空气和水一样，离了它就不能生活下去。可是，他们从来不作一点点自我批评，照样的而且得意地生活下去；有的人不但从不进行自我批评，甚至还以批评人、整人为业为乐！在人们难忘的1957年夏天，傅雷出自好心，在帮助党整风的座谈会上，讲了一些关于改善出版工作的话。不久，就被错误地打成“右派”。当时的文坛打手、后来更是飞黄腾达的姚文痞，就是对傅雷开展“批判”的先锋。事实是，傅雷不是“右派”，而是一个敢作自我批评的正直的人，他对党对社会主义时代，是无愧的。
父母之爱子女，无微不至。傅雷正是这样。他在给傅聪的信里，从政治上、思想上、艺术上到恋爱结婚以及待人接物等等日常生活上，总是不厌其烦地谆谆教导。但他并不是空讲一些抽象的大道理，而是常常在晓之以理的同时，动之以情，以具体的形象去感染他的儿子的心。傅聪去波兰学习钢琴不久，在给他爸爸的家信里，谈到他的情绪有些波动，有时感到烦恼、不安，……傅雷在1954年10月2日的信里没有用过一个责备的字眼，而是对傅聪说：“心中的苦闷不在家信中发泄，又哪里去发泄呢？孩子不向父母诉苦向谁诉呢？”接着又说：“我们不来安慰你，又该谁来安慰你呢？”这都是暖心贴腹的父子情深的语言。他在说了这些话以后，才把他的人生经验、体会告诉傅聪：“人一辈子都在高潮——低潮中浮沉，唯有庸碌的人，生活才如死水一般”。我对他的这些话，是这样理解的：一个人在社会生活中，有非常顺利的时候，也有不很顺利的时候：顺利，成功了，不要过分得意；不顺利，处于逆境，失败了，也不要苦恼难受；应当如他所说，“能够从客观的现实分析前因后果，做将来的借鉴，以免重蹈覆辙。”在三个月后傅聪将参加肖邦钢琴比赛的时候，傅雷怕儿子精神状态过分紧张，便在信中一而再、再而三地关照儿子说：
“紧张对什么事都有弊无利。”在“对付你的精神要象对付你的手与指一样，时时刻刻注意放松”这一句话的每个字的下面，还加上着重点，以引起傅聪的注意。同时，他更对他的儿子做着针对实际的思想工作，要这个时候的傅聪“多想想人生问题，宇宙问题，把个人看得渺小一些，那末自然会减少患得患失之心，结果身心反而舒泰，工作反而顺利！”我看到《傅雷家书》里的这些出自心坎深处的字句，觉得傅雷既是傅聪的严父，也是傅聪的慈母，又是傅聪的良师益友。“一个又一个的筋斗栽过去，只要爬得起来，一定会逐渐攀上高峰，超脱在小我之上。辛酸的眼泪是培养你心灵的酒浆。不经历尖锐的痛苦的人，不会有深厚博大的同情心。”……在这些揭示人生哲理的话里，含蕴着多么深厚的父母之爱啊！傅聪的钢琴演奏艺术的进步、提高和所取得的成就，他的父亲傅雷的长时间的爱护、关切，在他远居国外，还通过频繁的书信，谆谆教诲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因素。
傅雷是一个热爱社会主义祖国的知识分子。在这本家书集里，也可以看得清楚。他不止一次地告诉傅聪要胸怀祖国。他对傅聪说，“爸爸一千句、一万句，无非是为你好，为你个人好，也就是为我们的音乐界好，也就是为我们的祖国、人民，以及全世界的人类好！”他对傅聪繁忙地登台演奏，曾一再提示说，每次登台都与国家面子有关，“个人的荣辱得失事小，国家的荣辱得失事大！”他叮咛复叮咛地告诉他的儿子：“你既热爱祖国，这一点尤其不能忘了。”在1957年5月的一封信里，他谈到整风运动。他认为整风运动，开展民主，都需要党内外一步一步的学习，认为“大家有些急躁，其实是不对的。一切事情都不可能一蹴即成”。这无疑是正确的态度。他对我们国家的基本情况和存在的问题，以及怎样解决问题，所作的分析和所采取的态度，是实事求是的。他主张“问题千千万万，必须分清缓急轻重，分批解决”。他认为有些问题，为客观条件所限，“更不是一二年内所能改善。”他在书信中又说：“我们不能忘了样样要从六亿人口出发；要从农业落后、工业落后、文化落后的具体形势出发；要求太高太急是没有用的。”我们十分明白地看到，对国家、对存在着的种种问题，傅雷的态度是通情达理的。他说，人民对政府要常常督促，但“也要设身处地代政府想想。”姚棍子们说傅雷对党对社会主义进行了“恶意的攻击”，纯属诬陷不实之词。1979年初，党组织将1958年划傅雷为右派分子的错误决定作了改正。
傅雷是个精力充沛的人，他常常工作到深夜以至凌晨。一天，他可以给朋友和他的儿子写上七八封信。给傅聪的信，有好多写得很长，有的长达四五千字。他把写信和译书、写作同样对待，总是字斟句酌，一丝不苟。有时候，他一直写到腰酸背痛，不能再写下去。他说他开头只做四小时工作，后来加到六小时，再以后，又加到八、九小时，好似老是跟自己劳动竞赛，抢“红旗”似的。在1960年8月5日的一封信里，他有几句表达他的乐观、达观精神的话，我读了之后，心胸久久不能平静。那几句话是：
“我素来对生死看得极淡，只是鞠躬尽瘁，活一天做一天工作，到有一天死神来叫我放下笔杆的时候才休息。如是而已。”
这时候的傅雷，是五十二岁的中年人，他的健康状况是正常的，精神饱满，壮志不已。我有时去看望他，见到他的案头总是摊着书本和稿纸，待我走了进来，才放下手里的笔。我劝他不要整日地写，一天写三、四个钟头就行了。他连连地摇头摆手，说应当趁着还能工作的时候，多写多译一点。不这样，有一刻儿闲着，心里就觉得不安。熟悉他的人，都知道他有一股牛劲，他总是辛苦耕作，忘了疲劳，忘了健康，以至忘了生命。这样的“牛”，我们的国家、人民，社会主义的文艺事业，是多么需要啊！
谁也没有料到，1966年的夏季刚到，滔天大祸，忽然降落到人间。人妖、真假、善恶、美丑皆被颠倒混淆。千万年来祖宗创造出来的文化，变成罪过；有文化者、知识分子、文学家、艺术家，统统成了罪人，成了牛鬼蛇神，被逐出了人类。在法国留过学，翻译了多少部外国文学作品的傅雷，岂能逃过妖魔的手掌。拳打、脚踢、鞭笞、诟骂、凌辱，必欲置他于死地而后快。这年的9月3日之夜，在两个儿子傅聪、傅敏都不在身边、也没有别的亲友和他诀别的情况下，傅雷和他的爱人朱梅馥竟被迫害得无法生存，默默地含冤而死。这时候的傅雷，才五十八岁。
傅雷是一位非常努力的著名的翻译家。生前翻译了巴尔扎克、梅里美、罗曼罗兰等法国名著共三十二部，计五百多万字，在译介外国文学方面作了重要的贡献。他也曾在一些报刊上发表过若干散文、评论等文章，但没有结集出书。这本《傅雷家书》，是他唯一的一本精心著作，也是他留给我们的一部很有思想意义和艺术价值的文学作品。
傅雷的名誉，在1979年春天得到了恢复，这也是理所当然。傅雷灵而有知，定然感到欣慰。我们和他相知相识的人，都为此而高兴。现在，读了他的家书集，真象又和傅雷同志、朱梅馥同志相聚在一起似的，感到他又在亲切地和我交谈，又在激励着我。
春夜深沉，我难禁思潮起伏。在他的生前，我从他那里得到过教益，他也是我的良师益友。在他离开我们十六年之后的今天，读了他的家书集，再一次得到他的教益。我深深地感激他，我更深深地怀念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