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青年》反对迷信和伪科学的斗争 [复制链接]

第5版()
专栏：

《新青年》反对迷信和伪科学的斗争
张静如 王章维
1915年兴起的新文化运动，高举民主和科学的大旗，向封建主义的旧思想、旧道德、旧文化展开了猛烈的攻击。反对封建迷信和伪科学，是这场斗争的重要组成部分。
辛亥革命失败后，封建迷信在中国社会上重新盛行起来。不但“风水、算命、卜卦、画符、念咒、扶乩、炼丹、运气、望风、求雨、祈晴、迎神、说鬼”等等“邪僻之事，横行国中”，搞得“实学不兴，民智日塞”，而且还有一些人把西方的灵学贩入国内，用伪科学代替科学，用洋迷信支持土迷信。
灵学最初流行于十九世纪的欧美，后又波及到日本。灵学相信世间存在着“超自然”的“灵异现象”，并力图用现代科学仪器予以证实。这种伪科学的东西，以其“科学”外衣迷惑了许多学识浅薄、喜欢猎奇的人。于是，鬼敲桌子、鬼写字、鬼照片等荒诞无稽的研究报告被一些人介绍到中国来，冒充新思潮，与土迷信结合，欺骗群众。1918年初，易乙玄、俞复、丁福保、陆费逵、陆德明等在上海成立了灵学会，出版了《灵学丛志》，设置了名为“盛德”的乩坛。他们胡说，盛德坛由孟轲主坛，庄周、墨翟二人辅之，历史上的圣贤以至张飞、武松都可降坛显灵。他们力图证明鬼神之存在。他们竟然把鬼神之说与国家命运联系在一起，扬言“鬼神之说不张，国家之命遂促”。
这种情况引起了新文化运动倡导者陈独秀等人的注意。他们视此为宣传科学、振兴国运之大敌，奋起反击。他们认为，在“科学昌明的时代，万不能容这种惑世诬民的东西来作怪害人”。“去邪说，正人心，必自此始”。为此，在《新青年》第四、五、六卷上，陈独秀、鲁迅、钱玄同、刘半农、易白沙、刘叔雅、王星拱、陈大齐等分别发表文章，对以灵学为代表的迷信邪说展开了批判。
在批判中，新文化运动的倡导者们揭露了一切鬼神说的骗人本质。陈独秀在《偶像破坏论》一文中指出，泥塑木雕的偶像，都是人造出来的，然后对他磕头，说他灵验。这显然是自己骗自己，偶像自身并没有任何能力。研究自然科学的王星拱以科学知识论证了鬼神说的荒谬。他强调，对客观世界的说明，必须以严密的科学为依据，而不能靠“逞其玄想”。摄鬼影等一类的名堂，是不足信的。陈大齐还特别指出，不要迷信外国，以为人家的科学发达，说有鬼神就可信。其实，“中国的鬼照固然不可信，外国的鬼照也不可信”。
为了帮助青年认识灵学的反科学的本质，《新青年》第六卷第二号还译载了德国博物学家海克尔著的《生命之奇迹》一书的第三章，译名《灵异论》。海克尔的著作，分析了灵学产生的原因、过程，揭露了灵学的唯心主义本质。
在批判中，新文化运动的倡导者们严正指出，靠迷信鬼神是不能改变国家和个人命运的；相反，迷信的猖獗，会使人民更加愚昧消沉。易白沙在《诸子无鬼论》一文中，叙述了中国历史上无神论与有神论的斗争，说明大张鬼神之说于国家不利。这就批驳了“鬼神之说不张，国家之命遂促”的荒谬说法。陈大齐在《迷信与心理》一书的序言中，历数了迷信对于人民的种种危害。他说，迷信没有什么本领，只会“束缚思想，闭塞聪明”。
要打破迷信，必须提倡科学，提倡唯物论。科学与迷信是互不相容的。科学发达了，唯物论兴盛了，迷信就没有市场了。鲁迅说：“要救治这‘几至国亡种灭’的中国，那种‘孔圣人、张天师传言由山东来’的方法，是全不对症的，只有这鬼话的对头的科学！——不是皮毛的真正科学！”刘叔雅认为：“我看今日中国的思想界，和欧洲的中古时代差不多，除了唯物的一元论，别无对症良药。”这些就是新文化运动倡导者们在这场斗争中得出的重要结论。
《新青年》对于迷信和伪科学的揭露批判，在当时起了重要的作用。《新青年》创刊以后，得到了人们特别是进步青年的信任。所以，它对迷信和灵学的揭露，具有极大的权威性。这不能不引起人们的重视，认真思考。结果，许多有志救国的青年接受了《新青年》撰稿人的正确论断和善意劝告，摆脱了迷信的枷锁，以唯物主义武装自己，走上革命的道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