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思想收获和对改进学生思想工作的意见 [复制链接]

第3版()
专栏：学校生活

我的思想收获和对改进学生思想工作的意见
北京大学中文系八一届毕业生　陈建功
编者按　陈建功同志于1977年入北京大学中文系学习。毕业前夕，他给校党委写了一封信，谈了在北大四年的思想收获，并根据切身的体会，提出自己关于改进大学思想政治工作的一些想法。《中国青年报》于5月13日摘要刊登了这封信，现转载于下。
我入学时已近二十八岁，以前在京西矿区当了十年采掘工人。那十年里，我个人的生活道路是比较坎坷的。原因当然是十年内乱，社会政治生活的不正常。我出身知识分子家庭，父亲的“历史疑点”直至粉碎“四人帮”前夕才得以澄清。我十八岁下井工作，毫无社会经验，因此，在生活中受到了很不公正的打击，甚至因为谈了谈曹禺的《日出》，也蒙受了“攻击红太阳”的罪名。我被怀疑，被监视，被训斥，被大字报批判，被命令参加令人心寒的“宽严大会”……在残酷的现实面前，我不知道前途在哪里，以致1973年底被矿车撞断了脊柱，面临瘫痪危险的时候，我甚至后悔它为什么不再往前走十厘米，撞死我，把我从那残酷的现实中解脱。
当然，我在那个被扭曲的时代中，绝不是一个英雄，而是一个从心灵到肉体都被时代挤压变形的青年。也就在那个时候我拿起笔了，这个事实多么叫人不可思议。一个被不公正的时代挤压着的人，却拿起了笔，去歌颂、粉饰那个挤压着他，挤压着千百万人民的时代。其实，这并不是不可思议的。让别人去津津乐道自己被迫害、被挤压的历史吧。我却更多地在心中重现那个时代的我——一个激愤的痛苦的我和一个战战兢兢、察颜观色的我；一个对那个时代充满了怀疑的我和一个四处寻找理论，证实存在合理性的我；一个被生活的浊浪抛打的我和一个希冀抓住救生木头的我。我也曾做过上大学的梦。1973年，工人们曾经一致推荐我上南京大学中文系，可是因为我的“问题”，被剥夺了这个权利。我呢，在这个时候，反而写了一首歌颂“工农兵上大学”这一“新生事物”的诗歌……
之所以不厌其烦地重复我的这一段生活经历，分析这一段的思想特征，无非是想说明这样一个问题：我在初入北大的时候，对自己并没有如前所述的清醒认识，更多的却是“文革”给我们带来的另一面：红卫兵气——虽然不是抡皮带，不是喊“滚他妈的蛋”，而是“天将降大任于斯人”的雄心，欲以举手之劳旋转乾坤的急躁，对生活很少“韧性战斗”的准备，更多不负责任的“不平”。这是由于无知和浅薄，由于不认识社会发展规律，不认识个人和社会，个人和党，个人和人民的关系所造成的偏颇。它使我曾经加入到弥漫社会的悲观主义、怀疑主义合唱之中——尽管是不自觉的。而经过四年的北大学习，我思想上的主要收获可以说就在这里：我认识到了自己。我们过去有意无意地认为我们自己比党高明，面对党在十年内乱中犯过的错误，面对党在拨乱反正中走的艰难道路，显示了我们全部的事后诸葛亮的“才能”。我们从来没有对自己在那个时代的思想进行一下深刻的反省。其实，拯救了中国革命的，不还是中国共产党吗？拿我来说，如果没有1976年的历史性转折以及其后的党的三中全会，我便只是一个徘徊在筒子河畔的无路可走的青年，更可悲的是一个承受着时代的挤压还要去歌颂那不合理现实的糊涂虫。从这个意义上来看，我们每一个青年人难道还不能对个人和时代，个人和党，个人和人民的关系作一下冷静的估计吗？难道还有什么理由自以为高明，对党对人民对国家品头论足，牢骚满腹，而不加入实实在在的贡献者的行列？
如果说，来北大以后，我在思想上尚有所进步的话，就是在这一方面有所认识，有所提高。我认为，实现这种认识的过程是很重要的。那种小资产阶级劣根性所带来的思想偏颇，狂热和颓唐交替，偏激与片面俱生，对革命事业自以为是的观望，这些都是当今青年思想有待引导的倾向。我又想，岂只青年，悲观主义、怀疑主义和个人欲望膨胀相结合，形成了一种时髦的社会思潮。虽然是支流，我们党的思想政治工作却面临着极大的考验。能否经住这种考验的关键，与其说在于是否“敢于斗争”，不如说在于是否能把“敢于斗争”和“善于斗争”相结合，在于是否用正确的思想路线指导这场斗争。用“左”的路线和方法，只能招致时髦思潮更加膨胀的惩罚。
我能够在学校期间取得一定的思想收获，原因是多方面的。
首先，是党的三中全会以后拨乱反正的种种决策逐步落实。形势好转，有目共睹，事实使我感到党的英明、正确，感到切切实实的工作较之大轰大嗡于国于民之必要，感到片面急躁、怨天忧人的浅薄。我的这种感受，广大青年也都有的。所以我认为，抓住各种时机，使同学们开阔眼界，认清全国形势，看到粉碎“四人帮”以后中国的变化，党的政策的英明，这是青年思想工作的一项重要内容。当然，这个工作又要做到实事求是，具体可感，甚至不必拿出宣传阵式，不必给结论，也许更易被人接受。在临毕业前，我曾和几位下去实习回来的新闻专业同学谈起形势，他们下去转了一圈，感受就大不相同。这是我们领导同志做多少形势报告所难以达到的效果。当代青年，已不同于五十年代，他们最反感给他们灌输既成的结论，反感人们把他们当孩子似的“掰开揉碎”。他们需要的是独立思考得出的结论。其实，这正是他们的长处。问题在于我们如何因势利导。
其次，我思想上的提高不能不感谢党委以及总支、支部，扎扎实实、通情达理的说服工作。我很清楚地记得入学之初，我们和武汉大学中文系等院校同学合办《这一代》的事。事发以后，我校党委采取了疏导方针，由党委的一位同志亲自找我谈，肯定了同学们的热情，详细分析了刊物的优点和缺陷，同时，从国内外形势的全局出发，提出了党委的希望。党委的同志亲临宿舍，和我们一起在如蜗斗室，谈笑风生。我个人在矿山十年，见了书记躲着走，因为我知道自己在他眼里是个“危险分子”。这一次，我第一次见到了一个通情达理，不以吓人吃饭的共产党的书记。人非草木，岂能无情？何况他讲的不无道理？！就这样，这个事情得到了很妥善的解决。我的入党要求就是在这一次教育以后萌生的。当我被批准入党的时候，那件往事也没有成为我进步的羁绊。通过自己的切身体会，我感到，党的威信，党对革命事业的领导，并不能靠整天高喊“我是党”来实现，而是靠各级组织的工作，领导者和党员的表率来建立。这一点，我认为北大是做得很好的。
第三、我感到，思想上的提高，从政治理论课上也获益非浅。对政治经济学等课程的学习，使我从人类历史发展的规律、前景的角度认识社会，应该说是世界观的科学化，是一个飞跃。我们青年人对社会问题往往喜欢发表即兴见解，其中固然不乏敏感和机智，但同时也不乏浅薄，不过是一知半解的炫耀。我虽未染此癖，但从思想深处来看，仍然停留在对社会发展的皮相了解上，或停留在“电光石火”的观点上，缺乏坚实的理论根基作为世界观的支柱。而政治课，尤其是钱淦荣老师讲授的政治经济学资本主义部分，对我的思想有很大的帮助。由此可以看到，政治理论课的问题不在于是否应该开设，而在于需要研究如何搞得好一些。
第四、长期以来，在许多人心中形成一种印象，仿佛世界观的形成、转变，只能靠马列主义的灌输来实现。对这种说法，我一直觉得有失片面。列宁说，只有用全人类的知识宝藏来丰富自己头脑的人，才能成为共产主义者。从我个人感受来说，如前所述，基本原理的学习对我的帮助无疑是很大的，但各方面知识的广泛涉猎，兼容并包，对我的思想转变同样有着重要作用。我想，向学生进行马列原理教育的同时，进行丰富、广泛的人类其他文明遗产教育，恐怕也是北大思想工作的一个特点吧。比如，我对马列主义文艺思想的学习，在课堂上只能粗线条地知道一些理论，更多的历史的、感性的认识，是在听了美术史、音乐史以至地方戏曲史的讲座以后得到的。直到这时，我才信服了马列主义文艺思想，感到真正理解了，掌握了。又比如学习政治经济学，如果不去听有关西方现代经济学流派的讲座，倒很容易被唬住，听明白了，可以拿马克思的学说与之比较、鉴别，这对于巩固马列主义理论阵地，不是更有利吗？我前面已讲过，当代青年，不愿简单地接受既成结论，他们希望在自己的思索中得出结论。引导的方法只能是开阔他们的眼界，让他们在对比、鉴别中思索、提高，这正是青年思想上的一个进步。初看他们兼容并包，于学无所不窥，对既定理论常有不敬，但这中间却潜藏着对政治思想工作者十分有利的条件。只要引导得好，我们可以培养出许多坚定的真诚的马克思主义者，少出一些思想简单的教条主义者。
我们中文系的许多老师的长处即在于此。他们既教书，也教人。既教结论，也教世界观和方法论。既为经师，又为人师。他们讲文学史、文学现象、作品时，渗透着先进的世界观和美学原则，听了以后我们感到马列主义确实不是教条，而是有用的思想武器，同时又显示出睿智的魅力。
这只是从继承丰富的文明遗产对马克思主义世界观的形成有重大作用这一角度来说的。其实，共产党人应该继承的人类文明，也远不止马列主义一项。无产阶级应该成为人类历史上最文明，最有知识，最有教养的阶级。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把马列主义教育和继承人类知识遗产结合起来，培养、陶冶民族的情感，正直的人格，崇高的情操，这才是比较灵活的、生动的思想政治工作。
在北大四年，政治、思想上的收获当然不止上述这些。因篇幅关系，只能谈如何由小资产阶级思想走向马列主义世界观这一方面，因为我觉得这是学校思想政治工作应该抓的主要矛盾。我们青年人往往缺乏坚实的指导世界观的理论根基，又往往雄心勃勃，气盛急躁。一遇挫折，则坠入牢骚满腹，颓唐观望，以至对现实出言不逊。其实，发两句牢骚也骂不倒共产党和社会主义，我们何必把他们推到对立面去呢？用我们写作者的话来说，每一个人都有他自己的生活道路和心灵历程。要理解他们，要等待他们。我们何不调动一切因素去熏陶、去感染他们？用各级党组织，各位领导、党员的行动去改变他们心目中党的形象；用平等的、心平气和的方式分析他们的思想，指出他们的片面性；用生动、系统的马列主义原理去征服他们的世界观；用更丰富的知识去使他们“学然后而知不足”，自愧自己的浅薄、无知，真正心悦诚服的在学习中掌握马列主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