得与失的思索——回顾影片《西安事变》的创作 [复制链接]

第5版()
专栏：

得与失的思索
——回顾影片《西安事变》的创作
郑重
四十五年前，在古城西安爆发了震惊中外的西安事变；四十五年后，党的六中全会《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中对这次事变作了如下结论：“张学良、杨虎城两将军发动的西安事变以及我们党促成的这次事变的和平解决，对推动国共再次合作、团结抗日，起了重大的历史作用”。
记得，当初朋友们听说我准备搞关于西安事变的创作后，支持者不能说没有，但不少同行表示惊诧、摇头，担心之一就是“满台国民党，你怎么处理？”有些事情今天看来已经不是什么问题了，但事情发生在1977年初，党的三中全会还没开，“四人帮”文化专制主义也还记忆犹新，我自然地想到一位朋友写过一个解放×城市的戏，因为管道具的同志在敌军司令部墙上斜挂了一张蒋介石的像，就这一点便成了很大的罪状，“文化大革命”中几乎被弄得家破人亡。就在我畏难、苦恼和举棋不定的时候，许多参加过事变的老同志给了热情的鼓励和支持，全国政协文史资料室的同志为我打开了存放有关事变史料的专柜。于是，面对着浩繁、零乱、甚至还互相矛盾的原始史料，惶恐忐忑的心情反而安定了下来。这是因为，事物确实有个现象和本质的问题。从现象上看，西安事变发生的时间是1936年；地点在古城西安；直接发动者是国民党营垒内部的张学良和杨虎城。如果我们的认识到此为止，由于事变本身情节离奇惊险，充满了传奇性色彩，也可以写出引人入胜的戏来，但却写不出历史的真实，弄不好还会掩盖历史，甚至造成对于历史的严重歪曲。同行们的担心是有一定道理的。
但是，历史本身的丰富性和深刻性诱发我没有就此却步，通过进一步的分析和研究发现了：西安事变不是偶然和孤立的现象。虽然具体时间是1936年，但它应当是百年以来中国人民反帝斗争前仆后继的历史继续；地点虽然是在古城西安，但它的政治背景却远远超越国界，延伸到世界多种政治力量的分化、组合和斗争。具体到事变的直接发动者，孤立地看来是张学良杨虎城二位将军，但深入追溯一步就会发现，推动和促成这次事变的决定性力量，是不愿作亡国奴的中华儿女，是代表中国人民根本利益的中国共产党。这里没有丝毫贬低张、杨二位将军历史功绩的成分，历史的进程确系如此：1935年8、9月份，张学良由武汉行营西进，是坚决执行“攘外必先安内”错误政策的。曾几何时，他自己由衷地感叹：“在‘剿共’战场上，我的部队实际上不听我指挥了。”曾几何时，他被我党统一战线政策所感召，亲自驾着飞机到延安，秘密会晤周恩来同志。历史就是这么一步一步走过来，一直走到1936年的12月12日。以上是不是认识上的“飞跃”还不敢说，但由此我却清醒了：以历史题材进行创作，首要的是历史真实。所谓历史真实，绝不是历史史料的摘抄和堆砌，也不是历史事件和过程的简单重复，而是指历史的内在联系和本质规律的再现。如果不是停留在事变的“外相”描绘，而是努力揭示事物的内在联系和本质规律，如果不是孤立地把事变看作是张、杨二位将军个人的、偶然的行为，而是努力将促成这次事变的真正原因和力量展现出来，这样，即使是“满台国民党”，又有什么“不好处理”？
以上是侧重于对历史事件的认识和总体把握。
但戏剧创作的中心是塑造人物。只有通过生动而具体的历史人物，才能推动情节，才能展开矛盾，才能使历史变成一幕能够活动起来的戏。实践证明，恰恰是在人物塑造方面，《西安事变》的创作是值得引起深深思索的。影片放映以来，不少观众被张学良、杨虎城二位将军的爱国热忱和牺牲精神所感动，不少观众为我党以民族大局为重，不为一己之利的胸襟和气度所教育。就连对于地主资产阶级代表人物蒋介石的塑造，观众也感到了很大的兴趣。而相形之下，对我党领袖的形象描绘，比起张、杨及敌方人物来，则显得外在、拘谨，从而导致最终逊色。一位评论家还以我党领袖集中的窑洞这场戏为例，指出“处理失之平板，气氛过于安静，人物缺乏激情”。看来多是表导演的问题，实则是文学本没能在复杂、尖锐的冲突矛盾中，去发现和挖掘人物具有魅力、内涵丰富的独特性格，没有通过深入地观察与思考，提炼出最能反映人物思想感情的情节与细节。作为“遗憾的艺术”的电影，摄制完成后已经无能为力了，但出自总结经验，有必要通过回顾认真思索一下，人物塑造方面的得与失究竟出自什么原因？
众所周知，1936年12月12日凌晨，当华清池的枪声打响以后，蒋介石是闻声而起，越墙而过的。为了仓皇逃命，丢了假牙，掉了鞋子，赤着双脚跌跌绊绊爬上骊山，在一个岩洞中龟缩起来。特别是被士兵搜获以后，惊恐万状，丑态百出，在耍猴卖肥皂般的“接官号”声中，哆哆嗦嗦被拖上了去西安的汽车。总之，作为历史的真实，此时此刻的堂堂委员长，一失过去肃然伟岸的气势，变成了一副地道的小丑和无赖形象。从艺术真实角度考虑，要不要如实反映？如实反映后会带来什么效果？权衡再三，决定舍弃，目的在于腾出篇幅来，着力从政治角度上来塑造他。张学良身上同样舍弃了许多东西。如史料所载，作为爱国将领的张学良，从青年时代就在寻求救国道路了。为了维护民族统一，他曾力排众议，积极“易帜”；为了团结抗日，也曾代蒋受过，忍辱下野。但他毕竟是旧军人，由于阶级的局限，到意大利后竟然寻找了一条只有法西斯才能救中国的道路。因而回国以后组织“四维学会”，拥戴蒋介石作法西斯头子，忠实执行“攘外必先安内”的误国政策。作为历史真实，此时此刻的张学良，受蒋介石的蛊惑是很深的。但从艺术真实的角度考察，要不要如实反映？考虑结果，最后也是舍弃了。取与舍本来是典型化过程中的正常手段，但具体到这里列举的舍弃，却另有文章。前者是积极的，是一种创作，因而艺术上收到了预期效果；而后者则是消极的，纯属某种考虑的回避。黑格尔曾讲述：“纯粹光明和纯粹黑暗一样，在这里什么都看不到”。设想一下，张学良由积极“剿共”，到接受共产党的统一战线政策；由拥戴蒋介石作法西斯头子，到临潼兵谏捉蒋介石，促成和推动这个转化的决定性力量何在？这不恰恰是塑造我党和我党领袖的最好时机！遗憾的是，由于这样的回避，不仅对塑造张学良不利，重要的是展现我党思想和领袖形象的最好条件也失去了。
当然，我党领袖形象塑造不大成功的原因，主要还是在作者自身的局限。评论家们说得中肯，问题不在于领袖在影片中是否应占据主角地位，也不在于影片中是否为他们提供更多的篇幅，“问题在于，创作思想上还没有完全摆脱某些条条框框的束缚”。面对着评论家的批评，我反复思索，明确意识到的条条框框似乎还有回旋余地（尽管回旋结果最后还是无路可走），可恶而且尤其可怕的是，典型化过程中往往出现某些下意识的作为。道理很简单，因为多少年来我们走熟了这样一条路子，一涉及正面人物，特别是塑造领袖，就必须高瞻远瞩，就自然地用正确来教育他人。能够高瞻远瞩教育他人当然是伟大，但伟大只此一种吗？不耻下问，倾听他人意见，特别是作为无产阶级政治家敢于倾听并接受对立阶级人物的意见，从某种意义上看来，岂不更能闪现夺目光彩？岂不更能使人们感到可信、可亲和可敬！
总之，通过创作历程的回顾，我深深地感到：象西安事变这样题材，只有在粉碎“四人帮”以后的今天方能闻世。如果影片还有一些可取，那是三中全会以后党所倡导的思想解放运动的结果。至于不足和失误，有创作者的思想和艺术功力问题，也有非创作因素的干扰。但主要的是自身思想还没能完全回到马列主义轨道上来，一种形而上学的习惯势力，已经在思想和行动中变成顽固的惰性力量了——是为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