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支新秧歌的播种队——忆鲁艺工作团在绥德分区 [复制链接]

第8版()
专栏：

一支新秧歌的播种队
——忆鲁艺工作团在绥德分区
曾刚
1943年下半年，整风刚刚结束，由张庚、田方等同志率领的、以实践毛泽东同志的《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精神为主旨的鲁艺工作团，从延安出发到达陕甘宁边区绥德分区，为广大群众演出，推广新秧歌运动的成果。冬天，鲁艺工作团来到米脂，很快就在东街父庙大院里演出了我们从未见过的新秧歌。那天，天气很冷，院子里却挤满了人。锣鼓一响，当时还是二十来岁的青年刘炽同志，红光满面，身穿工人服，手持镰刀斧头标，以新
“伞头”（注）身份，带领扮演工农兵及其他各阶层人物形象的全体演员扭起了大秧歌。接着，又在广场演出了《兄妹开荒》（王大化、黄准主演）、《拥军花鼓》（黄准主演）、《二流子变英雄》（王家乙、韩冰、于兰等主演）、《推小车》（张鲁等主演）等秧歌剧。观众们被这内容全新，形式亲切、活泼的新秧歌吸引住了，一个个引颈注目，兴高采烈，发出了内心的赞叹！
几天以后，陕甘宁边区米脂中学党组织决定派我和杜锦玉、杜生华等同志到鲁艺工作团去实习，以便积累经验，准备将来开展当地的秧歌活动。我被编入第三班，班长是时乐濛，成员有：王大化、贺敬之、刘炽、张鲁、李刚、彭英、王岚和我。他们大都是知名的艺术家，却一点也不摆“艺术家”的架子。
我没有专门学过艺术，音乐知识很少，只是粗识简谱，知道一些民歌，后来又自学过几样民族乐器。到鲁艺工作团后，领导上让我参加乐队，为新秧歌（剧）演出伴奏。工作锻炼了我，并促使我以后走上从事革命音乐工作的道路。
我们整天在农村、乡镇里演出，除了秧歌小节目外，还排演了用郿鄠、秦腔、民歌等改编的大型歌剧《血泪仇》。演出的时候，常常是台上台下哭声一片；“为王仁厚报仇！”“打倒万恶滔天的国民党！”……等口号声也经常在观众中爆发。
演出间隙，同志们总是抓紧时间同当地的群众、干部交谈，搜集村里模范人物的先进事迹，了解老区的革命斗争史。音乐工作者还要找会唱民歌的艺人记录，向他们学习民间音乐和民间歌舞，直接从生活中吸取题材，提炼主题，进行创作。工作团后来演出的秧歌剧《李桂英纺线线》、《下南路》和《周子山》，就是在米脂、佳县、子洲一带深入生活时，就地取材创作的成果，因此备受群众的欢迎。
陕甘宁边区当时的物质条件十分困难。一个40多人的艺术团，剧目繁多，服装道具的需要量自然也不会很少。没有钱，没有交通工具，用什么去买？怎样装运呢？只有一个办法：向群众去借。好在我们需要的并不是什么奇特的东西，无非是些群众生活中经常使用的衣物。我们走到哪里，首先就派人向群众去借服装道具。记得当时是王家乙专管道具，王绳武专借道具，胡仁智专管服装，姜应宗专借服装（实际都是兼职）。对此，我们新来的同志都感到新奇和振奋。
生活是艰苦的，然而没有人愁眉苦脸。行军时，人人背上压个大背包，手里还要提上乐器之类的东西，翻山越岭，却有说有笑，甚至还拉唱刚学会的民歌小调。炊事班的马可、陈可等同志，总是背着行军大锅，健步行进。马可还不时要拿出自制的、约五寸长的芦苇笛，用粗壮的手指按孔，吹奏《信天游》或其他逗人笑的旋律。
活跃在无定河两岸的鲁艺工作团，既是为人民服务的战斗队，又是传播新秧歌种子的播种机。他们在为群众进行大量演出的同时，还十分热情地培养了从绥师、米中调来的近十名青年文艺爱好者。工作团快结束时向绥德地委汇报演出的《双喜临门》（田方导演，杜生华主演）、《王老汉与八路军》（张水华导演，姜应宗、王绳武主演）等，从剧本、音乐到表演都是我们实习的产物。在鲁艺同志们的精心栽培下，这些节目受到了好评。
1944年的春天，鲁艺工作团回到了延安，绥德分区的群众仍然念叨着“鲁艺的秧歌”。鲁艺的同志走了，他们撒播的种子却没有枯萎：群众的秧歌活动，以新的姿态蓬勃地发展起来，并成立了专业团体——绥德分区文工团（我和其他实习的同志都参加了这个团），在《讲话》精神的指引下，沿着鲁艺工作团的脚印，驰骋在绥、米、佳、吴、清广袤的黄土高原上，为工农兵群众引吭高歌。
注：伞头——民间秧歌队的领头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