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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版()
专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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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评论员
近年来，在党中央、国务院领导同志的带动下，注重调查研究的传统作风，进一步得到恢复和发扬，这是非常可喜的。
原国家农委为了深入了解当前农村生产关系和经营方式变革过程中的情况和问题，组织了155个家在农村的大学生，利用寒假到家乡进行社会调查，提供了157份有事实有分析的材料。“百村调查”告诉我们：这几年农业生产确实发展了，农民生活确实提高了；同时，目前农村也确实存在不少需要解决的问题。为了保持和继续发展农村的好形势，就要切切实实做好工作，解决存在的问题。这好比做文章，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落实各项农村经济政策，推行农业生产责任制，调整农业内部结构，等等，在农业改革方面的第一篇文章，我们是做得好的，人民是满意的。现在的问题是，下一篇文章怎么办？看来，为了做好下一篇文章，重要的是扎扎实实继续搞好农村调查研究。
我们党历来重视调查研究，早在1941年，党中央就作了关于调查研究的决定。经过延安整风，调查研究在我们党内逐渐形成了风气，把调查研究作为认识论的组成部分，提高到世界观和方法论的高度，在干部中普遍推广。这是我们党的创举。可惜，这种实事求是的作风，在五十年代后期开始的一段长时间里，逐渐被忽视了，在农业合作化基本完成以后，我们在巨大的胜利面前开始不谨慎了，不少问题没有经过认真的调查，没有经过深思熟虑，情况若明若暗，就仓促地作出了决策，结果造成了严重的失误。事实证明，当我们坚持实事求是原则，注意调查研究的时候，我们就能正确分析形势，制定比较符合客观实际和广大人民群众利益的方针、政策；相反，就会产生唯心主义，在政策上发生偏差，在工作上造成不可估量的损失。
调查研究，作为一门科学，必须有严格的科学态度和科学方法，其中最重要的一点，就是要尊重客观实际。无论是对既定政策的执行情况进行总结，还是为制定新的方针、政策、计划提供根据，都必须以充分的确凿的事实为依据。尤其要力争掌握尽可能丰富、准确的第一手材料，在这个基础上进行分析，而不能满足于已经几易其手的间接材料。“百村调查”的可贵之处，就是都经过走村串户，面对面地向农民作调查，据此写出的调查报告，质量就比较高些。
过去有些同志也搞农村调查，可是他们的调查往往不从客观存在的事实出发，而是从某个领导人的眼色出发，领导人喜爱什么就报告什么，对得上这种口径的材料就要，对不上口径的材料就不要；或者从各种“关系”出发，虽然调查了，却不敢直言真情，怕影响各方面的“关系”，只好报喜不报忧。曾经有一个相当长的时期，调查研究经常受到外界舆论和政治气候的干扰，使不少农村调查偏离了马列主义的科学轨道。例如，在合作化运动后期和人民公社化运动中，以及十年动乱中，农村体制的改革本来已经超越了客观条件的许可，由于受到生产关系决定论、主观能动性万能论的影响，还要不断搜集材料证明党内存在着所谓“右倾”。显然，这样的唯心主义的“调查研究”，必然和闭门造车一样，甚至更糟。
调查的目的只有一个，就是解决问题。怎样达到目的，可以有复杂的情况。同是调查研究，有的可以现场研究，就地拍板；有的要反复调查，积累资料，深入研究，而不能要求“立竿见影”。尤其是一些涉及全局的、长期形成的复杂问题，更要听取各方面的意见、看法，掌握充分的数据和例证；有时一件事已经调查清楚了，但涉及这件事的一些有关因素还不具备解决的条件，那么，这件事的调查材料就需要暂时积存起来，留待各种因素都调查清楚，具备解决条件时，才能解决问题。这就是说，很多事物和事物的发展过程是很复杂的，我们的调查研究必须是全面的、周密的和系统的，有时还要求进行长期的反复的调查，不能仓促作出决策。由于调查研究的不全面、不系统，过去我们吃过大亏，必须引以为戒。
一批年轻的朝气蓬勃的大学生，深入农村第一线作调查，给调查研究工作引来一股新鲜空气，这个做法好。我们期待着有更多立志献身于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青年同志，投身到这项有意义的事业中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