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都非常高兴” [复制链接]

第5版()
专栏：

“我们都非常高兴”
胡绩伟
毛泽东同志1940年11月30日给周文同志的信，虽说很短，但读起来却感到内容很丰富，它把我引回到那令人神往的延安岁月。
毛主席说他看了《边区群众报》和《大众习作》，称赞大众读物社的工作“是有意义有成绩的，我们都非常高兴。”
1940年3月成立的大众读物社，出版了大众化的小报《边区群众报》和《大众习作》，还出版《大众文库》、《大众画库》等大众化的小册子。当时，周文同志是社长，胡采同志主编《大众习作》，我主编《边区群众报》。延安文艺座谈会时，周文、胡采和我都应邀去参加了这个盛会。延安文艺座谈会以后不久，由于革命形势的发展，周文等同志调走了，大众读物社改为边区群众报社，同时出版《大众学习》和一些大众化的小册子。《边区群众报》一直出版到1949年解放西安，才改名为《群众日报》。
从1938年初到1939年底，在成都地下党的领导下，成立了抗日救亡的群众团体星芒社，我和几个同志创办了大众化的小报《星芒报》。那是在国民党统治区，我们党不当权，人民没有抗日的自由，没有办报宣传抗日的自由，要办一个直接宣传动员广大人民群众起来进行革命斗争的报纸，真是难之又难。在不到两年中，我们这个深受群众欢迎的报纸，被三青团捣毁了一次，被国民党查封了四次。最后，这报纸尽管三次改名换姓，终于被完全扼杀，我们这些人也处于被搜捕捉拿的困境。那时，我们多么向往抗日自由和办报自由的陕甘宁边区啊！
既要了解党心又要了解民心
1939年底，成都地下党把我送到了民主圣地——延安。到延安后，党就分配我去参加大众读物社的筹备工作。
1940年1月，毛主席发表了光辉的著作《新民主主义论》，毛主席提出的新民主主义文化的方针，就是我们办社办报的方针。新民主主义的文化，是无产阶级领导的人民大众反帝反封建的文化，应该是民族的、科学的，而且应该是大众的、民主的。而大众化的文化不仅必须代表人民大众的利益，成为为大众解放而斗争的武器，而且应该是能够为大众所接受所掌握的，能够为人民大众所理解的，真正喜闻乐见的。大众读物社出版的报纸、刊物和小册子，不仅政治内容上受大众欢迎，我们还特别注意文字上和编排上的大众化，尽量使识字很少的基层干部能读得懂，也使不识字的农民群众能听得懂。
在国民党统治区重重压迫下苦斗过来的我，到了人民当家作主的边区，在执掌政权的共产党领导下，从事人民大众的文化工作，理想终于变成现实。我爱这个新天地，爱党爱人民，爱这个大众化的报纸，就象一只小鸟在这自由天地里尽情飞翔，可以聚精会神、全心全意为人民大众贡献才力了。
直接领导我们工作的边区党委，先是陕甘宁边区中央局，1941年后改为西北中央局。那时的党委十分令人敬佩和爱戴。他们并不是高高在上，而是工作在人民群众之中，生活在人民群众之中，在人民群众当中领导边区的革命和建设。最可贵的是，党委真是人民群众的知心人；党委经常有很多知心话要告诉群众，群众也经常有很多知心话要告诉党委。党委越来越感到：一个大众化的报纸，正是使党委和群众心心相通的一个好工具。党委和群众要心心相通，党委就要使办报的同志及时了解党委的心，也及时了解群众的心，才能使报纸真正成为党和人民心联心的好工具。《边区群众报》是边区党委直接领导下的党的报纸，是直接办给人民群众阅读的党的报纸。党委的领导同志正是这样严格而又热情地领导、培养和帮助办报的同志。那时，我只是一个二十多岁的幼稚的新党员，党委鼓励我、信任我，领导我放手去工作；让我参加党委和边区政府的最高级的会议，阅读很重要的文件和材料，参加他们讨论、部署和检查工作的重要活动；领导我在工作中学习、锻炼、提高，使我逐渐懂得更好地按照党委的意图去进行创造性的工作。
只有作群众的学生才能作群众的先生
那时，边区的经济和文化还很落后，但是我热爱那个自由民主的新天地，热爱那里的山山水水，热爱那勤劳淳朴的具有光荣革命传统的边区人民。
毛主席教导我们，只有作群众的学生，才能作群众的先生；不仅要在理论上、口头上把为工农兵群众服务摆在首位，而且要在实际上、行动上真正摆在首位。毛主席在延安文艺座谈会前三个月的《反对党八股》的报告中说过：“现在许多人在提倡民族化、科学化、大众化了，这很好。但是‘化’者，彻头彻尾彻里彻外之谓也；有些人则连‘少许’还没有实行，却在那里提倡‘化’呢！所以我劝这些同志先办‘少许’，再去办‘化’，不然，仍旧脱离不了教条主义和党八股，这叫做眼高手低，志大才疏，没有结果的。例如那些口讲大众化而实是小众化的人，就很要当心，如果有一天大众中间有一个什么人在路上碰到他，对他说：‘先生，请你化一下给我看。’就会将起军的。如果是不但口头上提倡提倡而且自己真想实行大众化的人，那就要实地跟老百姓去学，否则仍然‘化’不了的。有些天天喊大众化的人，连三句老百姓的话都讲不来，可见他就没有下过决心跟老百姓学，实在他的意思仍是小众化。”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毛主席又说：“中国的革命的文学家艺术家，有出息的文学家艺术家，必须到群众中去，必须长期地无条件地全心全意地到工农兵群众中去，到火热的斗争中去，到唯一的最广大最丰富的源泉中去，观察、体验、研究、分析一切人，一切阶级，一切群众，一切生动的生活形式和斗争形式，一切文学和艺术的原始材料，然后才有可能进入创作过程。否则你的劳动就没有对象，你就只能做鲁迅在他的遗嘱里所谆谆嘱咐他的儿子万不可做的那种空头文学家，或空头艺术家。”
在延安，很多文学艺术家、很多大众化工作者，都是十分热情地响应毛主席的号召，都遵照毛主席的教导，深入群众、向群众学习。大众读物社、边区群众报社的同志们在这一点上是贯彻执行得很坚决的。
那时，报社的同志也是工作在群众中，生活在群众中。很多同志都在延安附近选择蹲点的地区，我经常到柳林区。《边区群众报》是周报，每周编完报以后，我就到区里去了，在那里了解情况，研究问题，参加一点劳动。特别注重了解党的政策和中心工作如何在基层贯彻落实，有什么新气象、新问题；然后确定题目，搜集材料，集中干部和群众的好思想好意见，学习他们分析问题阐明问题的方法，采用生动活泼的群众语言；在下面写好稿子，读给干部和群众听，征求他们的意见，进行修改，不仅在内容上而且在文字上都要努力作到喜闻乐见。在乡下三两天后，大家带着稿子回报社，编辑新的一期报纸。还带着农村的新情况和群众的心里话向党委汇报，听取指示。报纸出版以后，又带着新的报纸下乡。柳林区离报社很近，大约也要走一个钟头，反正那时没有车，也没有表，说去就去，边走边唱陕北民歌，在路上遇到老乡就边走边拉家常。
我们还采用另外一种经常深入群众的方法，就是分头参加各种工作组，参加下乡演出的宣传队、文工团，边工作边采访。柯兰同志还想了一个很好的办法。他充当民间说书的盲艺人韩起祥的向导，给他讲革命的道理和边区内外的情况，给他编写新的唱书词；牵着瞎子走山串乡，深受群众欢迎，什么话都爱跟他说。在这种情况下，柯兰同志为群众报写了不少好的稿子。
我们当时就是这样办报，在群众中工作，诚心诚意向群众学习，认真改造自己的思想作风，提高自己的办报能力。
大众的报纸要动员大众来办
毛主席为什么称赞《大众习作》呢？这确实是一个别开生面的大众化刊物。根据毛主席关于大众化文化的思想，大众化的文化运动，不只是少数文化人的事，而是要动员广大群众来参加这个运动；大众化的报纸，不只是为了办给人民大众看，而且要尽量动员人民大众自己来办报。《边区群众报》一开始就号召广大干部和群众写稿，用各种办法吸引干部和群众来办自己的报纸。这样一种新的报纸也有很大的吸引力，读者不只爱看它，而且很愿意给它写稿。很快，在边区各地就发展了一批通讯员，他们写来了很多稿子。我们十分珍贵这些稿子，把它们看成是办好报纸的一个丰富的泉源。
当时通讯员的文化写作水平不高，大部分稿子的质量不高。大众读物社设了一个通讯工作科，专门负责帮助通讯员写作。开初，我们只是一件稿、一件稿的处理，一封信一封信的回复。那时，总的来稿不多，我们的原则是每稿必回信，即使是错字连篇的稿子，我们也尽量利用，至少要给通讯员回信。通讯工作科不仅从来稿中选出可以刊用的稿子，还解答通讯员提出的各种问题，不只是写作问题，还解答其他问题，如代为解答工作中、学习中甚至生活中的一些问题。
以后，除了坚持个别回信以外，又办起了这份专门培养通讯员写作能力的《大众习作》。它的任务就是从各方面帮助通讯员如何发现问题和分析问题，如何深入实际搜集材料，如何写成各种形式的稿子。《大众习作》有“大众习作选”、“写作公开信”、“写作评论”、“名著介绍”等等专栏，最受欢迎的是“原作与改作”专栏，在这个栏目里每期选择刊登一篇或一段原稿和改稿，而且加上详细讲解为什么要那样改，结合改稿讲解各种稿件如何选题、构思、分章节、语法修辞等方面的问题。这个刊物不仅得到广大通讯员欢迎，也得到边区中小学教员的喜爱。这样，《大众习作》不只是鼓励和帮助了这批通讯员为《边区群众报》写稿，还为边区其他报刊写稿。
这批通讯员不仅写稿，他们还成为边区农村政治和文化活动的积极分子。在他们的积极努力下，边区农村首先成立了《边区群众报》的读报组。读报组不只是读报，还负责扫除文盲，学习政策，学习科学，开展文娱、卫生和体育活动。这样，大众读物社（以后的群众报社）——通讯组——读报组，就逐渐形成了一个大众化文化的新体系，推动组织了识字组、读书会、学习班、壁报组、秧宣队等文化活动，对组成边区大众文化的队伍也起了推动作用，这在边区当时文化比较落后的农村，读报组实际又成了文化活动的中心。
大众读物社和以后的边区群众报社在边区广大干部和群众中也就越来越受到欢迎了。尽管当时，报纸的缺点还很多，但是党委很喜欢它，广大干部和群众很喜欢它。毛主席给周文同志的信说“我们都非常高兴”，这里说的是“非常高兴”，这里的“我们”，我想当然包括在延安的党中央的其他领导同志。
四十年过去了。我们党的报纸工作比延安时期已经有了很大的发展，大众化的报纸也有了很大的发展，但是还是有很多不满足、不理想的地方，特别是在新形势下，如何总结延安时期的办报经验，继承和发扬延安的优良传统和优良作风方面，需要我们作更大的努力。
令人神往的延安岁月一幕一幕地闪过，周文、杜桴生、赵闻捷、李季、林朗、钟纪明、景昌之、兰钰等等先后去世的同志的笑脸一个一个地在闪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