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讲话》在重庆传播以后 [复制链接]

第4版()
专栏：

《讲话》在重庆传播以后
阳翰笙
毛泽东同志的《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诞生四十年了。回忆我们在国统区重庆读到《讲话》时兴奋、激动的心情，虽说几十年过去了，却至今不能忘怀。
1943年3月24日，《新华日报》报道了中央文委和中央组织部联合召开党的文艺工作者会议，贯彻《讲话》精神，讨论如何深入群众的生活和斗争的问题。我记得是在这之前（有同志回忆是在这之后），记不清是董老还是徐冰同志约我到办事处去，交给我《讲话》的小册子，嘉乐纸印的，32开本。在斗争极为困难的时候，得到如此重要的文件，我们如获至宝，奔走相告，其喜悦欢快之情难以言状。
这时正值皖南事变之后，蒋介石掀起反共高潮，对党领导下的革命文艺进步文艺压迫得非常厉害。特务包围了红岩村、曾家岩，革命者被监视盯梢，白色恐怖笼罩山城，统一战线濒临破裂。国民党的图书杂志审查制度，使得革命的书刊难以出版发行；国民党的戏剧电影送审制度，使得一切的革命戏剧电影难以上演。斗争艰苦，心情闷郁。应该怎么办？周恩来同志给我们带来了锐利的武器。1942年底，他就对国统区的革命文艺工作者讲解了《讲话》产生的背景及其伟大意义，号召我们认真学习。
得到正式文件，郭老、乃超和我商量，决定先党内后党外，逐步扩大学习的范围。首先在文工会的同志和朋友中学习，然后再是文协、中苏文协、复旦，以及戏剧电影界的同志和朋友，大家在暗中掀起一个自我学习运动。经过学习、研究、讨论，我们思想豁然开朗，眼界也宽阔了。1944年5月，文化界人士又在郭老家欢迎为宣传、贯彻《讲话》而到重庆来的何其芳、刘白羽同志，听他们畅谈延安文艺整风的情况，畅谈《讲话》以后解放区文艺的新气象，使我们加深了对《讲话》的理解。1945年初，林默涵、周而复同志又到重庆来讲陕北文教大会的盛况。这些，都对《讲话》在国统区的贯彻执行，起了推动作用。
经过学习与研究，我曾有意识地访问或接触了许多同志和朋友，从中了解到各方面对《讲话》的反映。
对国民党来说，《讲话》的威慑力量是很强大的。我通过一些渠道了解到：张道藩也好，潘公展也好，他们只知道毛泽东是共产党头等的政治家、军事家、哲学家，可谁也没有想到毛泽东还是他们在文化上文艺上的无敌的对手。他们自己拿不出东西，对毛泽东的《讲话》感到非常吃惊。说毛泽东这一套
“谬论”很系统，很透彻，很难对付，也无法反驳。说毛泽东很可怕，什么都懂，《讲话》一来，把文艺界的人都拉过去了。
《讲话》在老舍、马宗融、洪深、史东山这些朋友中也引起强烈反响。他们带着非常崇敬的心情，说《讲话》解决了文艺方面的一系列的问题，过去还从来没有见到过这种高水平的论著。他们说，蒋介石除了抓、关、杀文化人而外，能写出这样的论文吗？他的御用文人写得出吗？根本不行。在反动派那里，没有作品，没有理论，连反动的东西都没有象样的。国民党闹了十多年的三民主义文艺，几篇蹩脚的所谓“理论”文章尚且一文不值，作品更没有；法西斯的民族主义文艺也叫了许多时日，最终只表明他们除了杀人而外，于文艺却不在行。抗战时期，他们置国家民族生死存亡于不顾，胡说张道藩的谬论须作为“全国文艺家创作的南针”，宣扬文艺“与抗战无关”，拿什么《野玫瑰》、《蓝蝴蝶》之类的货色来充斥市场，理所当然地会受到革命的进步的文艺工作者的迎头痛击。历史证明，国民党于文艺只有破坏，没有建设。两相对照，朋友们对毛泽东同志、对《讲话》无不心悦诚服。他们说《讲话》内容丰富，很系统，有份量，解决的问题多，许多疑难问题俱可以从《讲话》中找到答案。它对文艺工作者帮助大，要认真学习，仔细研究。
党员同志觉得《讲话》给了我们强大的理论武器，感到欢欣鼓舞。大家一致感受到：这是自“五四”以来，特别自1928年兴起的无产阶级革命文学运动以来，在文艺理论上的科学总结，它解决了无产阶级革命文艺的许多根本问题及一系列原则问题，指明了革命文艺的性质和方向，是革命者战胜敌人的无敌的武器、建设新的人民文艺的法宝。关于无产阶级革命文艺理论，从邓中夏到瞿秋白和左联其他成员，都分别有所建树。比方说，在他们的文章中，关于文艺与革命、文艺与群众、文艺与生活、内容与形式的关系等问题，都有过论述，都达到一定的高度和深度，但大都不全面、不系统，缺乏概括和集中。毛泽东同志根据马列在文艺方面的基本原理，继承人类文化的传统，总结我国新文艺（尤其是无产阶级领导的左翼文艺）的经验教训，从革命的根本任务出发，制定了党的文艺方针政策。《讲话》高屋建瓴，条分缕析，在文艺为谁服务和怎样服务的一些重大问题上，丰富和发展了马列主义文艺理论宝库，是我们必须遵循的纲领。具体说来，在当时，至少在以下三个方面，《讲话》对我们富有指导意义：
第一，为工农兵服务的方向问题。文艺为什么人的问题，这是大问题、原则问题。工人、农民、士兵、小资产阶级这4种人，占总人数90％以上，文艺不为这4种人服务，还能为谁服务？这个问题，我们在三十年代的大众化讨论中，在抗战开始后的民族形式问题的讨论中，都一再涉及过，但不象毛泽东同志这样论述得全面、深刻、精到，具有无可辩驳的说服力。
第二，同人民群众结合，解决立场、观点和思想感情问题。毛泽东同志的这个观点，使我们受益匪浅。我们有些党员，认为自己读过马列的书，懂得一点原理原则，又大都干过实际革命工作，立场不成问题，都是马列主义者，是无产阶级的先锋队。读了《讲话》，才知道大大不然。毛泽东同志指出，理论若不和实际结合，文艺工作者没有和工农大众打成一片，没有在工农大众之中，在实际的生活和斗争之中，经过十年八年的痛苦磨练，思想感情没有发生变化，就很难说真正树立了无产阶级共产主义世界观。不少文艺界的朋友们，他们原以为，马列的书也读过，早已经站到抗日前线了，跟共产党一起干革命了，为谁服务的问题当然也就解决了。一学《讲话》才知道，必须在改造客观世界的同时也改造自己的主观世界，而且这种改造又非轻而易举，要把自己灵魂深处的小资产阶级独立王国彻底攻破，让无产阶级去占领去主宰。因此，《讲话》对他们震动大，影响深。
第三，团结问题。抗战以来，我们在周恩来同志的领导下，一直执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方针政策。在文艺界，除卖国求荣的汉奸、死心塌地的顽固派而外，我们团结了一切人，组成了广泛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文协、剧协、电协等团体里五湖四海的人都有，我们一再强调要加强团结。《讲话》对于团结问题讲得颇详，对于统一战线思想阐述得透，它使我们深化了对团结抗日方针的认识，增强了坚持统一战线的信心。周恩来同志是领导和执行革命统一战线的典范。我们以他为表率，以《讲话》为武器，将斗争性寓于机动灵活的策略之中，与敌人巧妙周旋，在抗日救亡的旗帜下，冲破阻拦，团结了一切有爱国心的文艺工作者。虽然敌人的压迫加重加紧，我们团结的朋友不是少了，而是多了。文学、戏剧、电影、音乐、美术等方面我们都处于绝对的优势，给抗日的民众提供了有益的精神食粮。因此，尽管敌人企图千方百计破坏文艺界的统一战线，但终归以他们的失败而告终。
由于社会环境和历史条件的限制，《讲话》在重庆传播以后，在创作实践上没有立即引起新的变化。但它从思想上武装了革命者和进步的朋友，文艺界普遍提高了认识，提高了革命自觉性。他们目标更明确了，意志更坚定了。这看不见的精神上的收获，是会长期产生作用的。
1982年5月23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