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回忆之二 [复制链接]

第4版()
专栏：

我的回忆之二
廖承志
纪念宋庆龄同志的画册的前言，已把宋庆龄同志的光辉形象刻画得光彩夺目。她的革命的一生，尤其是风雨飘摇的三十年代，她艰苦奋战，如千丈巨岩，顶住一浪高似一浪的冲击，在狂风暴雨中巍然屹立，是她一生中最突出的一段。
1933年春，我由宋庆龄同志、柳亚子先生和我母亲（即何香凝同志——编者）营救，从上海工部局英租界拘留所回到了家。记得是5月时分，宋庆龄同志突然出现在母亲的客厅中。那时候，她通常是不轻易出门的，而且我姐姐还在香港从事地下工作未回上海，因而不但没有事前通知，连间接的招呼都没有。可是她来了，只一个人，这是从来少有的事。
我母亲慌了，赶快自己沏茶。她却平静无事地同我母亲寒暄，一面向我眨了眨眼。我母亲明白了，她托词去拿糖果，回到了寝室。当时只剩下宋庆龄同志和我两个人了。
“夫人……”我不知从何开口，只好这样叫着。
“不。叫我叔婆。”她微笑着说。
“是，叔婆。”
她面色凝重了，说话放慢了，但明晰，简捷，每句话象一块铁一样。
“我今天不能待久。”
“嗯。”我回答。
“我今天是代表最高方面来的。”她说。
“最高方面？……”我想知道。
“国际！”她只说两个字，随后又补充说：“共产国际。”
“啊！”我几乎叫出来。
“冷静点。”她说。“只问你两个问题。第一，上海的秘密工作还能否坚持下去？第二，你所知道的叛徒的名单。”
我回答了：“第一，恐怕困难。我自己打算进苏区。第二，这容易，我马上写给你。”
“好。只有十分钟。”她微笑着，打开小皮包，摸出一根香烟，自己点了火，然后站起身子，往我母亲客厅中去。我听见她和母亲低着声说了些什么，然后两人高声笑起来。
我飞快地写好了，在一条狭长的纸上。十分钟，她出来了，我母亲还躺着，她看见我已写好，便打开皮包，取出一根纸烟，把上半截烟丝挑出来，把我那一张纸卷塞进去，然后放进皮包里。
我不用问。还有什么好问的？我只怔怔地望着她。她从容地站起来了。
“走了？”我问。
她没说话，指指客厅。我明白她和母亲要告别。我轻声叫：“妈妈！”
“知道了。”妈妈出来，她们手挽手到楼梯口。原来我母亲住的房子，是同经亨颐先生合租的，二楼成了她的居所，楼下是著名的“寒之友社”，那楼下的客厅便是经先生以及一大群画家常来挥毫之所。
“我自己下去。不要送了。”宋庆龄同志说。
“？”我妈妈眼睛瞪得很大。
“不要紧。安全的。”她有把握地说。然后慢步下了楼梯，走过厨房，也就出了何香凝公馆的大门。她一笑，出去了，真利落。
我有点紧张，问妈妈：“要不要等会儿打电话？”很明显，如果她回了家，接通电话，就表示真的安全了。
“你这傻孩子！”我母亲笑了。“你搞了这些那些，连这都不明白？我从来不打电话给她，她也从不打电话给我，放心。”
我真的放心了，她也真的没有来电话……。
这一段回忆，埋在我心里将近五十年，从不敢同别人讲过。
回想起来，回忆真有一大堆。儿童时代的，欧洲时代的，香港时代的，解放以后的……从她一生革命的长河中每个阶段都可以看到，她一生是革命家，是斗士，以共产党员自许，而最后获得党证，是我们伟大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名誉主席。
无论如何，上面的那一段，我认为有责任把它写出来，尽管过了将近五十年，但那短暂的不及半小时的每一分钟我都记得清清楚楚……。
（注：廖承志同志的《我的回忆之一》见1981年5月31日本报第二版，题《我的吊唁》）
1932年12月，宋庆龄等人组织“中国民权保障同盟”，致力于争取释放政治犯、反对监禁、酷刑和处决；给政治犯以法律的辩护及其它援助；争取出版、言论、集会、结社等公民基本权利。（附图片）
图为宋庆龄与民权保障同盟委员鲁迅（左一）、胡愈之（左二）合影，左三为黎沛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