养鸡行家的贡献——记北京市建设现代化养鸡体系 [复制链接]

第2版()
专栏：

养鸡行家的贡献
——记北京市建设现代化养鸡体系
本报记者　杨传春
4月3日，原国家农委和国家科委，授予北京市的现代化养鸡体系以一等“农业科技推广奖”。
为了解决城市人民的吃蛋问题，北京市经过八年的试验摸索，从良种的繁育、饲料的配制、鸡病的防治到商品蛋的生产，建成了完整的养鸡科学体系。五个10—20万只规模的鸡场，去年为北京市提供鲜蛋1，700万斤，盈利500多万元。
北京现代化养鸡的经验有哪些呢？
要有自己的良种
赵继善指着一群体态匀称的白鸡，高兴地说：“这是我们新选出的良种：‘北京白鸡3系’。去年，我们向国内供应这种雏鸡270万只。北京峪口鸡场养了20万只，平均每只年产蛋253个，接近年产蛋260—270个的国际先进水平。”
赵继善原来是北京种鸡场的场长，今年被选拔为市禽公司经理。他是六十年代初大学畜牧专业的毕业生。谈到北京白鸡的培育，老赵感慨地说：我国的良种鸡的资源，本来是很丰富的。可是，多年来没有很好去选育。1974年我们筹建种鸡场时，竟然找不到理想的原种。正在为难的时刻，陈耀春来了。这位1956年毕业于北京农大畜牧系的专家，六十年代初曾经多次出国，帮助过好几个国家建鸡场。他一直为我国养鸡业的落后，感到痛苦和焦急。“为了中国养鸡业的振兴，我们要有自己的良种！”他下定决心，带了几个专业科技人员到各处选鸡。他们选了半年，才从北京近郊的一个农场选择到200只来杭鸡，再加上一个友好国家赠选的两个良种，便开始了育种工作。
当时，来杭鸡年产蛋不到180个，来自友好国家的良种年产蛋也只有200个左右。用这样的鸡种投入大规模的工厂化生产，是肯定会赔本的。怎么办？一代又一代地杂交，一遍又一遍地筛选。他们整整苦干了六年，终于把“北京白鸡3系”选育出来了。
要有自己的“全价饲料” 　 北京农大畜牧系教授戎易，研究动物营养已经三十多个春秋了。1974年，当北京市畜牧局把他借调到鸡场筹备组时，老教授高兴极了：中国传统的“老太太养鸡”，使他的研究理论得不到实践检验，也无法推广，现在有了用武之地了。可是，当他提出要研制具有蛋白质、矿物质、维生素等全面营养价值的“全价饲料”时，有些人嘲笑道：“现在，人都是有什么吃什么，还给鸡吃维生素，笑话！”
不懂科学的人，盲目支配科学性很强的生产，后果往往是非常可怕的。1977年，有个城市花了1，400万元，用四年时间建成了一个养鸡场，养了10万只鸡，就是因为饲料中缺少维生素，鸡群抵抗力下降，发作“枝原体病”，死亡淘汰了8万只。
全力支持科学家的试验，就可以闯出一条新路来。1976年，当北京种鸡场试育出8，000只雏鸡的时候，戎教授和几个科技人员已经研制出了自己的“全价饲料”。可是，用这种饲料喂雏鸡3个星期后，雏鸡出现死亡现象，还有3，000多只消瘦得奄奄一息。
戎易马上解剖死鸡：腹腔积水，心包积水，这是一种叫“渗出性素质”的病，是因为缺少微量元素“硒”引起的。可是，北京不是缺硒的地区，鸡怎么能缺硒呢？他钻进鸡舍检查，反复分析饲料，恍然大悟了：原来鸡吃的豆饼、玉米是从黑龙江运来的，那里缺硒！
他们赶紧买来了药，逐只逐只地注射。快要死亡的鸡，有一半起死回生了。从此，“全价饲料”配方里增加了这种微量元素。
要有科学的饲养管理
全国闻名的红星鸡场，1978年正式投产后，连续三年产蛋率都没有达到设计标准。这是什么原因呢？
市畜牧局经过调查研究，把刘江派到红星鸡场当党支部书记，把欧景钧提为场长。他们都是大学毕业的畜牧兽医师，一上任就和工人们一起研究养鸡的科学技术和管理方法。工人们都捧起了《家禽学》，每个星期六的晚上，场办公室挤满了人，听刘江、欧景钧讲技术课。大家边学边琢磨。有的说：“咱这作息时间安排得恐怕不对头，鸡在下午5点前吃了‘饭’，要过十五六个小时才能再吃。可鸡的体温比人高，消化时间短，不到6小时它就饿了。”有的说：“咱们的冬季管理有毛病，一进冬季日产蛋就从平常的1．5万斤降为1．2万斤，冬季4个月，就要减产36万斤！”
于是工人上班由“一班制”改成“两班制”，鸡不挨饿了；冬天把鸡舍的窗户、出粪道口堵严，鸡不挨冻了，日产蛋又恢复到了1．5万斤。
一年后，场里一结帐，每只鸡年产蛋比上一年多了30个，总产量比上年增加68万斤，盈利比上年增加近一倍。这三项指标都大大超过了设计标准。
北京市畜牧局局长赵化达同志在概括北京市养鸡经验时说：“搞现代化养鸡，不依靠大批专业科技人员是根本不行的！”是啊，北京市现代化养鸡业的成功经验之一，不正是重用了一批养鸡行家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