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肮脏的废纸”说起 [复制链接]

第4版()
专栏：

从“肮脏的废纸”说起
德民
列宁十分痛恶滥发公文等官僚主义习气。他在1922年的一封通信中说过：“污浊的官僚主义使我们陷入滥发文件、空谈法令、乱写指示的境地，而生动活泼的工作却淹没在这浩如烟海的公文中了。”他指出：“把我们的指令（好指令，坏指令，反正都是一样）由肮脏的废纸变为生动的实践——关键就在这里。”重温列宁的这些话，是发人深思的。
我们正在进行的机构改革，已经有了一个良好的开端，还有很多工作要做。其中一项很重要的工作，就是精简文件，切实提高工作效率。打个比喻：我们现在是拆掉了“大雄宝殿”，搬走了
“八百罗汉”，还有“万卷经文”亟待处理。拆庙迁神，这是做得好的。但是庙拆了，神迁了，数以万计的“经文”不加精简，任何年富力强的领导干部也要被它压垮，生动的实践还是难以出现。
列宁把苏维埃的指令斥为“肮脏的废纸”，这需要极大的勇气。当然，我相信这是极而言之。苏维埃的指令绝非都是废纸，更不会都是“肮脏的废纸”。我们的公文呢？我相信绝非“肮脏的废纸”，它们大多是正确的。问题在于，正确的未必就是必要的。千篇一律的现话套话，脱离实际的照抄照搬，回避矛盾的公正之词，正确固然正确，却并不能变为生动的实践。这类公文只能称作“正确的废纸”。
寺庙里的经文虽然浩繁，大都存于藏经楼内，并不外传。这倒也好，省得人们去诵读了。我们那些“正确的废纸”，却要上报下达，它的危害比束之高阁的经文要大得多。试想：这类“正确的废纸”如雪片般飞来，一个领导干部每天都被它缠身，还怎么能下去调查研究，解决实际问题？一位秘书如果每天都把案头的简报、汇报、汇编、摘编、反映、通知、通告、报告等等文件都看完，其他什么工作也不做，两个八小时也是不够的。基层干部更为公文泛滥而抱怨：应接不暇的铅印、油印、红头、紧急文件，传达不完，贯彻不完，还有填不完的表格，写不完的汇报，总结不完的典型……怎么招架得了！
公文泛滥成灾，就下属单位来说，大概是以为事事呈文请示，得到批准，比较稳妥；就上级单位来说，大概是以为事事发文指示，以示重要，比较有效。其实不然。现在很多事情，中央的方针、政策都是很清楚的，根据实际当机立断，未必就犯错误。当断不断，层层请示，看上去稳妥，其实是不负责任。至于发文的多少和效率的高低，更没有什么关系。公文发得太多，人们消化不了；发得重复，人们不当回事；发得自相矛盾，人们无所适从。这，有什么效率可言呢？
时间就是生命。这类“正确的废纸”，从起草、修改、审定、排印、递送，到拆封、登记、传阅、讨论、批复，在这漫长的旅程中，究竟耗费了多少时间和生命，还没有人作过统计。如果有人作这方面的研究，结论恐怕是很惊人的。但愿经过这次机构改革，我们能够少一点“正确的废纸”，多一点生动的实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