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代的哲学思索——读华岗同志遗著《规律论》 [复制链接]

第5版()
专栏：

时代的哲学思索
——读华岗同志遗著《规律论》
熊复
摆在我面前的，是华岗（又名华西园）同志的一部题名《规律论》的哲学著作手稿，即将由人民出版社出版。这是他的遗著之一，因为他早已在十年前即1972年，在含冤十七年的情况下离开了我们。使我们感到无比欣慰的是，不只是他的沉冤已经得到平反昭雪，而且他作为老一代革命活动家、教育家和党的理论工作者的标格和风度，通过他的一系列遗著而永留人间。
我认识华岗，是在1939年4月我进入《新华日报》做编辑工作之后。那时他是《新华日报》总编辑。他给我的印象，是一个学问渊博、文思敏捷的学者。他讲起话来，口若悬河，滔滔不绝；而写作评论文章如社论，真是“下笔千言，立等可待”。他对待同志和蔼可亲，平易近人，从没有见过他有疾言厉色的时候。但他对待政治上的原则问题却十分认真，从不苟同，也不轻易放弃自己的意见。这一切引起我对他的尊敬，把他当做自己的导师。现在，想起他充满艰苦战斗的一生，他对党的宣传事业、教育事业和理论事业成绩斐然的建树，他对党的事业无限忠诚的崇高品质，使我更加怀念和敬重他。
我就是怀着这种心情，读完他的这部哲学遗著的原稿。感慨自然很多。如果要集中成一句话来说明自己的印象，那就是：这部著作表现了很强的时代精神。华岗身处含冤莫伸的幽禁环境，但他的思想并没有离开我们党的事业，没有落后于我们时代前进的步伐。他始终在为党取得的每一个成功而高兴，为党遭到的每一个挫折而忧心。他把这些思虑都结合在自己的哲学探索中了。本来，作为党的思想战士，紧扣着时代的步伐来著书立说，这是华岗一贯的优点。只要回想一下，大革命失败后仅只一年的时间他就写出《中国大革命史》，抗日战争正处于艰难阶段，他编写的《中国民族解放运动史》就已问世，他的著作的这一特色就很清楚了。但是这部《规律论》，除了继续这一优点之外，毕竟有它的新颖之处，这就是它选择了研究客观规律性问题这样一个具有新的时代意义的哲学主题。
我们知道，研究客观规律性问题在毛泽东哲学思想的形成和发展中占有特殊重要的位置。毛泽东将实事求是解释为寻求客观事物的规律性，在《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中不仅阐明了研究客观规律性问题的极端重要性，而且突出地强调了研究各种规律的特点和发展。从实际出发寻求指导行动的规律，特别着眼于规律的特点和发展，是毛泽东倡导的实事求是思想的精华和特色。几十年间，他正是沿着这条路线推进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这种哲学思想的形成不是偶然的，它是富有独创性的中国革命经验的结晶，因为中国革命不能不走具有自己时代和民族特色的道路，而研究这一革命的指导规律也不能不着眼其特点和发展。华岗的《规律论》在反映这种具有我们时代和民族特色的哲学思想上，是作了他自己的努力的。作者不仅以规律问题为中心来展开辩证唯物主义哲学的丰富内容，而且列有专门章节论述一般规律和特殊规律的关系和作用，论述规律的主要表现形式的特点及其在方法论上的意义，论述规律和条件的关系，规律的作用范围、性质和发展方向如何因客观条件的变化而发展变化。在论述辩证法三个基本规律时，作者还对各个规律在不同条件下的不同表现形式及其特点作了具体分析。此外，还有专门章节分别论述思维规律、社会发展规律的特征和运用，等等。这些论述都着眼于规律的特点和发展，这在一般哲学教科书中是比较少见的。
这里应当指出，当华岗在写这本书的时候，正是我国经过了“大跃进”挫折以后的整个困难时期。当时毛泽东曾经指出：“自由是对必然的认识和对客观世界的改造。只有在认识必然的基础上，人们才有自由的活动。这是自由和必然的辩证规律。所谓必然，就是客观存在的规律性，在没有认识它以前，我们的行动总是不自觉的，带着盲目性的。这时候我们是一些蠢人。最近几年我们不是干过许多蠢事吗？”那时华岗虽然早已与世隔绝，但他充分利用了当时还能提供的一点点阅读书报的自由来了解外界正在发生的事情，敏锐地抓住了社会主义重大转折时期的这个主题，并且从哲学上加以系统的研究。恩格斯说过：“要明确地懂得理论，最好的道路就是从本身的错误中、从痛苦的经验中学习。”（《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458页）华岗就是从我们党当时所经历的由于指导思想上的错误而造成的痛苦经验中进行他的哲学思索的。比如：他针对那时在客观规律性和主观能动性关系问题上的思想混乱，指出规律和法律是两种根本不同的东西，人们可以根据统治阶级的意志制定这样那样的法律，并且可以运用掌握在手上的权力强制推行，但是绝对不能创造规律，也不能废除规律；人们能够发现各种客观规律，在自己的行动中估计到它们，利用它们来为社会谋福利，但任何人都不能改变或废除这些规律。他认为，在社会主义社会，正确解决自觉能动性和客观规律性的关系问题，具有特殊的重要意义。承认社会发展规律的客观性绝不意味着社会主义的有规律的活动是自发进行的。如果把这个发展看作自发过程，就会陷入和社会主义精神格格不入的自流主义；或者相反，把社会主义社会的发展看作可以由领导者意志或其他意志随意支配的过程，而否认规律的客观性，那就要陷入主观唯心主义的立场上去。他从哲学上较为系统地论述了社会主义基本经济规律、有计划按比例发展规律等经济规律的特点，说明社会主义发展规律的特殊之点并不在于它们不再是客观的了，而在于规律起作用的形式已经改变，它们不再是通过人们的盲目的自发活动而是通过自觉活动起作用了。他说，马克思主义创始人在论述历史唯物主义基本原理时，所依据的是社会主义社会以前的社会结构发展的经验，那时他们没有必要专门分析客观过程和自发过程之间的区别问题，但是在社会主义时代，研究这个问题就成为必要的了，否则就不可能运用历史唯物主义规律来发展社会主义社会。他要求深刻地总结社会主义建设中由于我们没有正确处理主观能动性和客观规律性的关系而造成重大损失的经验，他说：“人们现实地感觉到社会主义各种发展规律的作用，不仅是在它根据这些规律的要求而行动的时候，而且在它由于犯了主观主义错误以致违背这种要求的时候”，“在这里可以特别明显地看出遵循客观规律的重要性”。不待说，作者关注的这个问题，至今仍然是总结社会主义事业发展经验的一个重要课题。他对这个问题的论述，从总的精神来看，可以给我们以启发。今天，我们必须坚决地按照客观经济规律办事，再也不能重复那种主观主义错误了；但同时也必须看到，这绝不意味着我们的社会主义建设要从有计划、有领导、有步骤、分阶段地展开的自觉过程转移到自发过程去。
华岗的哲学探索还深入到了我国政治生活中的一个重大问题，即阶级斗争扩大化问题。他着重对人们在矛盾规律问题上的认识提出一些质疑。在他看来，把差别看成即是矛盾的观点，是导致阶级斗争扩大化的一个理论根源。他明确地提出了自己的观点，并作了详细的论证。他认为，任何事物或现象都有共性
（共相）和差别（殊相），而矛盾则是表示统一体内两个侧面之间互相依存、互相制约、互相排斥和互相斗争的关系。“差别和矛盾是两个不同的范畴，有它们各自不同的含义，所以不能说差别就是矛盾，因为差别固然可能包含着矛盾或在一定的条件下引导到矛盾亦即转化成为矛盾，但并不是任何一个差别在任何情况下都是如此。”他举例说，现在全球共有一百多个国家和上千种民族，在所有这些国家和民族之间都存在着差别，但并不是所有国家和国家之间以及任何一个民族和民族之间都存在着矛盾。他介绍了列宁《哲学笔记》中的有关论述，指出：列宁不但强调从差别向矛盾的转化，而且指明了转化的条件，指明只有差别尖锐化，达到本质的差别，达到对立，才能转化为矛盾；至于那些没有尖锐化即没有达到对立的差别，依然是非本质的差别，而不是矛盾。关于差别即是矛盾的观点在现实生活中的不良影响，华岗在这里只是婉转地提到，而不如他在另一部手稿《列宁表述“辩证法十六要素”试释》中说得更加明白，我们不妨转引几段作为补充：“把差别和矛盾看作同义语，看不到它们之间的异象或差异，就会造成错觉，使人们走上夸大矛盾和臆造矛盾的荒谬道路。”“如果客观事物本身并不存在矛盾，或只有差别而这个差别又并未发展成为矛盾，那就不应该无中生有地或捕风捉影地去臆造矛盾。”“马克思主义者和共产党的光荣任务是实事求是地去发现矛盾和解决矛盾，而不是臆造矛盾和夸大矛盾。一切以臆造矛盾和夸大矛盾为业绩的思想和行为，都必然制造悲剧和阻碍历史的进步，所以和马克思主义没有相同之点，而且直接违反马克思主义。”
华岗从社会主义的现实出发，着重剖析了矛盾规律的多种表现形式和与之相应的多种解决矛盾的方式。他认为，矛盾的性质和类型多种多样，解决矛盾的方式和方法及其结果也是多种多样的，不能把它们局限在一个固定的框框里。矛盾着的对立面经过激烈和反复的斗争，促进了事物或现象的变化，这只是解决矛盾的一种方式和结果。宇宙间有许多对立面的矛盾，并不是采取一方打倒另一方和一方消灭另一方的斗争方式来解决，而是长期甚至永远处于又矛盾又统一的运动过程中，这种又矛盾又统一的自动调整，就是该事物或现象的生命之所在。显然，他提出的这样一些新见解或新的探讨，对于推动我们去研究社会主义条件下矛盾规律的特点和发展是会有帮助的。
华岗这部遗著的时代精神，还表现在他对现代自然科学的哲学探索上。每个时代的哲学的前进，总是同自然科学的进步分不开的。通过对自然科学的最新成果的分析来检验和发展辩证唯物主义的哲学思想体系，这是我们丰富和发展马克思主义所必须下的功夫。华岗正是在这方面作了很大的努力。他旁征博引，不仅大体上勾画出一个哲学和自然科学的内在联系的全貌，而且力图从自然科学及其方法论的新成果找到启发，用来打开我们的哲学眼界，开辟新的研究课题。
华岗的这部著作中有创见的地方还有许多，这里不能一一列举了。总起来，只是想说明，第一，一部较有价值的哲学著作必须是有创见的。哲学本身的发展总是一种时代精神的反映，一部优秀的哲学著作不管采取较为隐蔽的方式还是公开的方式，都必须面对这个时代人们所普遍关心的新情况新问题，从哲学上加以概括和研究，做出自己的回答，这种敢于反映时代精神的回答就必然是有创见的。第二，哲学上有所创见，不仅要有丰富的知识，而且要有革命的胆识。从事哲学的研究和写作需要丰富的知识，这一点当然是肯定无疑的。但要看到，哲学不仅要总结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的新成就，而且要从这两方面发现新问题，为科学的继续前进指示新的发展方向和研究线索。哲学要做到这一点，除了学问之外，还要加上高屋建瓴的胆识。第三，写一部有创见的哲学著作是一个艰苦的劳动过程，尤其是作者在身心受到极大摧残的时候，长年累月地在孤立无援的情况下从事这样艰辛的脑力劳动，没有极坚强的无产阶级党性和顽强奋斗意志是根本不可能的。华岗在这部“发愤之作”里，已经很好地表现出了一个共产党员的本色，表现出了一个真正的党的理论工作者的本色。我们从他这本哲学著作中清楚地看到，他丝毫也没有一般人经受不平待遇之后容易产生的那种在思想理论上的偏颇，而是始终力求以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则来观察问题和分析问题。这一点对于我们党的理论工作者的党性锻炼来说，是特别具有启发教育意义的。
在这里，我们不妨借用晚唐诗人杨敬之评价一位友人的诗句：“几度见诗诗总好，及观标格过于诗。”见到这部著作，如见华岗其人。当然，作为一部著作来说，在今天是不难被我们的后起之秀超过的；但是华岗的风标、品格，却并不会由于时光的流逝而减弱它的意义。随着时间的推移和社会的进步，将会有越来越多的人们带着深深的感激之情，想起象华岗这样的老一代共产党员们是怎样在那些艰难的岁月以自己的全部生命为后人留下精神财富的。
写于1982年5月17日华岗同志逝世十周年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