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村集体经济获得新活力——访问贵州农村的报告 [复制链接]

第2版()
专栏：

农村集体经济获得新活力
——访问贵州农村的报告
本报记者　姚力文　许西记
贵州省大部分生产队实行了包干到户责任制，去年战胜了多年没有过的大旱，粮食虽有所减产，农业总产值却较上年增加5．9％；家禽家畜持续增长；农作物布局、农业生产结构进一步得到调整。包干到户责任制使集体经济获得了新的活力：它激发了生产者的劳动热情，劳动效率大为提高，扩大再生产的能力增强，多年来维持简单再生产的局面有很大改变，人民生活有显著改善；大批劳动力从田丘中解放出来，生产门路更加广泛，多种经营空前活跃；加快了农业技术推广的步伐，群众性学科学、用科学的热潮正在兴起。
三四月间，我们访问了贵州省的五个地区、八九个县，登门拜访了数十户农家，深切感受到社员们获得生产自主权和民主生活活跃后的喜悦之情。他们不只一次地拉着我们的手，向我们诉说今昔不同的生活。今，是指落实党的三中全会制定的新政策之后；昔，是指在“左”倾错误影响下，吃“大锅饭”时的情景。社员们说：“过去是三百六十天在劳动，三百六十天在耍；一天不得闲，年底还得倒贴钱。如今是活干好了，饭吃饱了，场也赶了，亲戚走了，人有精神了。”
我们来到重灾县之一的思南县，是4月上旬。这里粮价稳定，人心安定，市场活跃。我们遇到两次赶场，卖东西的多，买东西的也多，几里长街，拥拥挤挤，十分热闹。在散场回家的路上，有的社员提着新买的铧犁、板撮之类的小农具，有的背着新买的小猪娃，边走边摆谈，笑语欢声，喜形于色……。在一次座谈会上，大家谈到“灾年不见荒”的情景时，一致的看法是：“过去受灾，一人（指县、社党委书记和生产队队长）打主意，现在受灾，大家出主意；过去缺吃的，两眼向上看，现在粮食减产，在山、土、多（多种经营）字上下功夫。众人想办法，办法就多了。”县委一位负责同志颇有感慨地说：“去年这样大的灾，若不是实行包干到户责任制，那真有大难作哩。群众日子不好过，县委日子能好过？在这青黄不接的日子，县委坐都坐不住，更不要说从从容容开座谈会了。”
严峻的考验
去年，大部分生产队实行包干到户责任制的贵州省，经受了一场严峻的考验。
这一年，春旱、夏旱，又遭秋旱，全省87个县（包括市辖区），有72个持续受旱120天，旱区人口占全省总人口的75．5％。全省有60万亩稻田干裂，已栽的1，124万亩水稻，绝收的达147万亩。全省实种玉米1，050万亩，比上年少种26万亩，种上又干死的有110万亩。
广大社队干部和社员群众在国家大力支援、各级党委领导下，战胜了六十多年没有过的大旱，维护了农村经济持续发展的好势头，并实现了三个突破：（一）突破了贵州省多年来“大灾大减产，小灾小减产”的常规，1981年粮食作物虽有所减产，但比受旱100天的1972年多收28亿斤，经济作物和其他多种经营大幅度增产，农业总产值比正常年景的1980年增5．9％，农副产品收购总值比上年增48％；（二）大灾之年，集市贸易粮价稳中有降，家禽家畜持续增长，牛等大牲畜较上年增5％；（三）经济作物面积未减少，农作物布局、农业生产结构继续向好的方面调整。
战胜特大旱灾的袭击，生动地显示了包干到户责任制的生命力。正是在这一年，贵州实行包干到户责任制的生产队，从60．8％发展到96．7％。
贵州省实行包干到户责任制大体经历了萌发、选择、大发展三个阶段。以安顺地区为例，在1980年春天以前的萌发阶段，约有三分之一的生产队实行包产到组，有5％的生产队自发地把部分田或旱土包干到户。这时，有的县、社干部支持社员搞包产到组，关岭县顶云公社的同志鲜明地提出“包产到组姓社不姓资”。有的领导干部疑虑重重，有的甚至派工作组强行“纠偏”。1980年春，省委发出停止“纠偏”的通知之后，小段包工、定额记分，专业承包、联产到组或到劳，包干到户，包产到组等，各种责任制同时并存，相互竞赛，群众在实践中进行选择，县、区、社同志在实践中获得新的认识和经验。1980年7月，省委发出放宽农业政策，允许包产到户、包干到户的指示，各级党委逐步改变工作中的被动局面，加强了领导。这之后，包干到户责任制进入大发展阶段。在这三个阶段中，安顺地区实行包干到户的生产队从5％到48％到95％。这也是全省的一个缩影。
贵州农民的选择
贵州农民为什么选定包干到户这种生产责任制呢？
长期以来的“左”的错误，特别是林彪、“四人帮”的破坏给贵州省农业造成了严重的危害。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经济上无视农民的物质利益。从1955年下半年开始，尤其是1958年以后，不顾贵州省生产力水平比全国平均水平低得多的实际，背离农民自愿互利的原则，不断地进行生产关系的变革，人为地拔高公有化程度，使土地改革后、合作化初期农业生产顺利发展的步子受到阻碍，进而形成长期停滞的局面；再加上多年实行高指标、高征购、瞎指挥，使多数农民长期未能解决温饱问题，相当多的生产队长期过着“三靠”的穷日子。二是在政治上屡次侵犯农民的民主权利。反右倾、拔白旗、割资本主义尾巴等多次运动，层层整下去，一直整到农民头上。农民为了求得温饱，几次自发地调整生产关系，秘密地搞包产或包干到户，而这种调整竟被视为“单干”、“走资本主义道路”，这使下面不少同志用“一批二斗”的办法进行“纠偏”，有的地方把靠劳动致富的农民视为“暴发户”。这种不承认、不尊重农民的民主权利，把农村社会主义建设同农民的物质利益对立起来的干法，使农业建设始终没有真正成为农民自己的事业。尽管农民因此受到很大损害，他们仍寄希望于党的领导机关总结历史经验，纠正“左”的错误。贫困农民迫切要求拨乱反正，欢迎包干到户这种形式的责任制，要求生产上和分配上的自主权，尽快发展生产，由穷变富，是理当所然的。
包干到户责任制是符合贵州的省情的。贵州高原山多田少，居住分散，交通不便，现实的经济水平和管理水平都低。人均粮食产量，1957年这个省和全国一样，为603斤，到1979年，全国平均增长了13．4％，贵州却下降了32．2％；人均分配收入，1979年全国平均为84．2元，贵州只有46．4元，为全国倒数第一。全省60％的成年农民是文盲，不少生产队找不到一个合格的会计，具备“专业承包、联产计酬”管理能力的生产队很少，小段包工、定额记分搞得好的生产队也不多。绝大多数生产队，劳动“一窝蜂”，分配“一拉平”，加上有些干部多吃多占，贪污挪用，使多劳者不能多得，劳动好的得不到好的报酬。对这种经济上和管理上的现状，领导机关过去一直认识不足。粉碎“四人帮”后，省委曾试图通过培训基层干部，提高经营管理水平，划小生产队规模等办法，来维持集中劳动、统一经营的管理形式。但是，农民对吃“大锅饭”、“二锅饭”的统一经营丧失了信心，对包干到户责任制却有很大热情。贵州省委面对现实，实事求是，从1980年7月以来，有计划有步骤地加强领导，在实践中不断充实和完善包干到户这种责任制，是顺应了广大农民的意愿的。
集体经济的新活力
贵州各地，实行包干到户责任制，有早有晚，工作有细有粗，时间上只有一年多或两年的时间，这种生产责任制当前正在实践中不断充实和健全，但它已使备受“左”的错误损伤的农村集体经济获得了新的活力。
包干到户责任制激发了生产者的劳动热情，劳动效率大为提高，投资效益大为提高，从而使农民收入增加，扩大再生产能力增强，多年来维持简单再生产的局面有很大改变，人民生活有显著改善。1981年这个大灾之年，全省人均纯收入较上年仍增加29．1％。人均纯收入300元以上的户，1978年不到全省总户数的1％，1981年上升到15．2％；人均纯收入100元以下的困难户，已由72．7％下降到19．7％。
包干到户责任制激发了农民学科学、用科学的热情，大大加快了农业技术推广的步伐。以使用良种为中心环节的水稻栽培技术的推广和应用，经济效益颇为显著。农民满怀喜悦地告诉我们：“一亩田种出两亩来了”。例如，安龙县的木咱坝子，有6个大队，33个生产队，3，522亩稻田，1979年的稻谷总产量为282．2万斤，1980年增产46万斤，增产幅度是16．3％，1981年又比上年增产60万斤，两年增产106万斤，较1979年增产近40％。两年时间，平均亩产由801斤上升到1，101斤。这打开了人们的眼界，使越来越多的农民和社队干部认识到：可以靠科学的力量来提高生产效率。一个群众性的学科学、用科学的热潮正在兴起，农业技术人员成为很受欢迎的人。
包干到户责任制把大批劳动力从田丘中解放出来，投向工副业、林业、畜牧业，铁、木、竹、泥（瓦）业，养兔养蜂，栽果树，种药材等等。它使新的生产门路得到开辟，劳动力结构在变化，日趋萎缩的手工业、手工艺得到迅速恢复和发展，劳动力素质得到提高，农科户（学科学、用科学的先进户）、兼业户（在搞好田土承包的前提下，兼营一项或几项工副业活动）、富裕户（各行各业的有技术、善经营、贡献多的劳动致富户）成批出现，多种经营空前活跃，社员发展商品经济的要求很高。提出多年的“向生产的广度和深度进军”的口号，开始变成群众性的实际行动。许多地方出现了五谷丰登、六业兴旺的局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