努力创造我们时代的生产力经济学 [复制链接]

第5版()
专栏：

努力创造我们时代的生产力经济学
薛永应
生产力经济学，是一门与政治经济学并列的马克思主义的理论经济学。它是以生产方式统一体中的生产力为对象，联系着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研究生产力内部矛盾的运动发展规律。具体地说，它所要研究的是如何合理地组织社会生产力，特别是为合理地组织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提供科学的理论基础和决策依据。
生产力经济学的创立既有其现实的必要性，也有其历史的必然性。第一，随着社会化大生产的发展，社会各种生产之间，各个经济地区之间，有着千丝万缕的紧密的联系；整个社会生产已经客观地形成或要求形成一架巨大的机器，一个有机的系统，要求人们对它实行科学的、统一的、社会化的管理。同时，由于科学技术的巨大进步和生产力的迅猛发展，整个社会生产和社会需要比一个世纪以前千百倍地复杂化了。在这种情况下，迫切需要一门学科来指导人们组织那种从未有过的、复杂而精密的社会再生产过程。自从产业革命以来，特别是二十世纪开始以来，西方就有许多经济学家致力于生产力的经济方面的研究。例如研究生产力的地区布局问题、厂址选择问题、企业合理规模问题等等。但是，由于资本主义制度的局限性，他们的研究不能不被限制在单个企业的或狭小地区的范围内。他们对整个社会的生产力运动规律及其合理组织问题的研究是不可能的。第二，社会主义制度的建立，为我们统一地管理整个社会的生产力开辟了道路。社会主义计划经济的产生，更为生产力系统的合理组织和宏观控制提供了必要的和优越的条件。另一方面，成了社会生产主人的劳动人民，也需要有一门以研究整个社会生产力为己任、为合理组织社会再生产过程提供科学依据的经济学科，使自己避免对生产力发展问题做出错误的决策，并尽可能提高国民经济的效率。第三，我们国家三十多年来在生产力问题上经历了历史的曲折，因而对于生产力经济学的重要意义有痛切的感受。六十年代初期，一些经济理论工作者鉴于“大跃进”运动等多次严重违背生产力发展规律从而使国家遭受巨大挫折的教训，曾经倡议建立生产力经济学，但是种种历史的原因使这门学科在襁褓中夭折了。十年动乱时期发生的许多违背生产力运动规律的现象，更促使人们进一步认识到建立生产力经济学这门学科的必要。
但是，作为一门新兴的学科，生产力经济学面临着艰巨的任务和漫长的道路。
生产力经济学的研究任务，除了要揭示一般生产力系统的发展运动规律之外，还要阐明社会主义制度对这些规律的影响，更要阐明在我国现实条件下运用这些规律的一般规定和特殊规定。具体地说，在目前时期，生产力经济学要为制定和完善我国经济发展的新战略服务，要为我国经济结构的合理调整服务，要为我国现有企业的技术改造服务。总之，在实现我国人民当前的根本任务即大大发展社会生产力的历史使命中，生产力经济学的理论应该成为党和国家制定有关政策的科学依据。
生产力经济学是能够完成这一任务的。我们知道，社会生产力有四个支柱，即人口、资源、环境和科学技术。社会生产力在它们提供的基础上运动和发展。人口虽然只是直接的消费力，而不是直接的生产力，但是，人口中劳动者的体力和智力（合称劳动力）正是生产力的因素。资源和环境是提供劳动对象和劳动条件的自然基础。科学技术一经物化就成为生产力因素：物化在劳动者头脑中是知识形态的生产力因素，物化在生产工具和劳动对象上是物质形态的生产力因素。生产力的这三个实体性因素（劳动者、劳动资料、劳动对象）在运动中的不同组合，就构成社会生产力运动的各种具体形态，从而也就构成生产力经济学的不同研究领域或分支学科。例如，生产力因素在属性上的协调即质的组合，就是结构经济；生产力因素在数量上的规定即量的组合，就是规模经济；生产力因素在空间上的组合，就是布局经济；生产力因素在时间上的组合，就是时序经济；等等。这些领域的研究成果，就是决定国家的产业政策（包括能源政策和运输政策）、规模政策、布局政策、时序政策、技术政策等等的极其重要的科学依据。而这些政策的总和，就是我国经济发展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从而也就构成国民经济结构调整和企业技术改造的指导方针。
制定或完善这些政策，对于我国的经济发展至关重要。因为在许多方面，我们国家或者没有足够明确的政策，或者还没有完全正确的政策。规模、时序、技术等属于前者，产业政策、布局政策等属于后者。我国曾经实行过“大中小同时并举（或相结合）”的方针，这也可以算是一种规模政策。但是很不明确。何谓大？何谓中？何谓小？哪些部门（或行业、生产）适宜以大为主？哪些部门适宜以中小为主？整个国民经济应该选择什么样的规模结构？多少年来这些问题都没有得到透彻的分析和明确的规定。我国关于“时序”的研究和规定就更薄弱了。在社会生产力的合理组织中，“时序”（及时的物资技术供应是其中的一个方面）是不容忽视的因素。时间就是财富。我国曾经强调“运输是先行官”。在某种意义上说，这就是一种时序政策。可惜我们实际工作中往往忽视时序，先行官往往变成了压阵官。许多建设项目，主体工程完成了，而基础结构（道路、能源、通讯、生活服务等等）却往往没有考虑。基础结构在时序经济中是很重要的，一般应该超前，至少也应同步，滞后总会损害经济效益。物资技术供应的时序性更是一目了然。此外，我国在能源政策、运输政策以及其他产业政策也有过失误。布局政策也有类似的情况：国防原则脱离经济原则；民族因素没有同经济因素统一考虑；等等。总之，在发展社会生产力的方面，我国确实迫切需要明确的和正确的经济政策。这一切，都是生产力经济学应当而且必须加以研究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