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学·战友·师表——怀念王稼祥同志 [复制链接]

第5版()
专栏：革命回忆录

同学·战友·师表
——怀念王稼祥同志
伍修权
我同王稼祥同志在青年时期相识并同过学，中年时期曾同他长期共事、并肩战斗，直到十年内乱中他受到迫害，我们又在一起，我同他有着近半个世纪的革命友谊，他一生的光辉业绩和崇高品德，不能不引起我对他由衷的尊敬和深切的怀念。
1925年，一批年轻的中国革命者乘船从上海到苏联海参崴，又乘火车到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我有幸与稼祥同志同船、同车，一起度过了这次漫长的旅程。那时我才十七岁半，只上到初中二年级，稼祥同志也才二十岁左右，但已经颇有学识，并且有较好的英文底子，所以到中山大学以后，他就编在英文班直接听外语讲课。虽然如此，他对学习却仍十分勤奋，特别爱静，爱读书。当时我们的宿舍条件并不很好，就在走廊里放了许多小桌子，给大家用来自习。稼祥同志每天晚上回到宿舍后，至少还要加班两个小时。他自习的位置，就在我住的寝室外面，我几乎每晚都看到他伏在那张小桌上，认真阅读英文或俄文的理论书籍。他这种刻苦自学并且持之以恒的精神，对我的思想曾经有很大的触动和影响。稼祥同志奋发学习，自强不息，终于取得了优异的学习成绩，在第二季度的学习期间，他是我们班上正式的英文和俄文翻译，在学习上给了我们不少帮助。
我们从1925年11月到1927年8月，在中山大学进行了紧张的学习。当时，国内不断传来消息说，蒋介石和汪精卫先后叛变了革命，中国大革命失败了。鉴于这一情况，我们中国同学中除一部分同志回国参加斗争以外，留在莫斯科的同志，按照我党中央的指示，我和一些同志未经考试进入莫斯科步兵学校学习军事，稼祥同志和张闻天、沈泽民等几位同志，却经过严格的考试进入了苏联造就马列主义理论干部的最高学府——红色教授学院，去进行理论上的进一步钻研。至此，我们就分赴了不同的学习岗位，以后又各奔东西，完成着党交给各自的不同任务。在中山大学期间，稼祥同志留给我的印象既是一个勤勉的学生，又具有学者的稳健风度。
1931年6月我由苏联回国，到上海与党中央取得了联系。当时稼祥和张闻天等同志已先于我回到国内，但是我未能见到他们，只在党内报刊和文件中，看到许多署名“稼穑”或“稼蔷”的文章。其中，稼祥在《实话报》上发表的几篇理论性文章，对立三路线等错误倾向作了比较深刻的批判。同年夏天，我在进入闽粤赣苏区后，不久在一次战斗中负了伤，被转到汀州傅连暲同志的医院治疗。伤情基本好转后，我奉命随同军委总政治部的部分人员一起，由汀州转到瑞金去，带队的恰巧就是稼祥同志，他这时已是总政治部主任，显然比以前更加成熟了。
到瑞金后，我被分配到新建的红军学校工作，与稼祥同志虽无直接的工作关系，但还常常见面。1933年10月，共产国际的军事顾问李德来到瑞金，我被调去当翻译，与稼祥同志的接触就多了。当时中央苏区的第五次反“围剿”已经开始，稼祥同志又是军委副主席，各种重要的军事会议他都要参加；中央红军大的作战行动，战前都要进行政治动员，所有这类政治动员的文件，军委会议都委托稼祥同志起草。
稼祥同志具有认真负责和深思远虑的性格，对于党分配给他的任务，他总是尽力完成。但是，对于那时临时中央的错误领导，特别是对李德的错误指挥，他逐渐产生了不同看法，对他们的作为和主张，常常采取保留态度，并且开始有意地疏远李德。在中央或军委的一些重要会议上，稼祥同志曾几次提出与博古和李德不同的意见，支持过毛泽东等同志的正确主张，还曾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保护过一些被错误路线打击的好同志。比如，肖劲光同志曾被博古和李德授意判处了五年徒刑，判决书本应由稼祥同志签字后才能生效，稼祥同志因不同意这个判决，就是不签字，加上毛泽东等同志出面干预，那个错误的判决最后未能执行。
稼祥同志在长征途中的活动，特别是在关系到我党和我军命运的遵义会议前后，他是作出了重大贡献的。
长征开始后，稼祥同志因病伤坐担架随队行动，当时毛泽东同志也因病坐担架，经常与他同行，每当到达宿营地休息时，他们常常在一起交谈，商谈许多有关党和军队前途的问题。王稼祥同志向毛泽东同志坦率地表示了自己对当前形势的忧虑，认为这样下去不行，应该把李德等人“轰”下台。毛泽东同志很赞赏他的想法，并针对现实情况，谈了马列主义的普遍真理必须与中国革命实践相结合的道理。这给了王稼祥同志很大启示，也更加坚定了他支持毛泽东同志的决心。这时，他们还商谈应该召开中央政治局会议，解决面临的严重问题。接着，稼祥同志首先找张闻天同志，谈了毛泽东同志的主张和自己的看法。他认为，应该撤换博古和李德，改由毛泽东同志来领导。王稼祥同志又利用各种机会，找了其他一些负责同志，一一交换了意见，并取得了这些同志的支持。聂荣臻同志因脚伤坐担架，在行军途中听取并赞同了王稼祥同志的意见。周恩来和朱德等同志也毫不犹豫地支持了王稼祥同志的意见。正是在此大势所趋、人心所向的形势下，再加上毛泽东、王稼祥同志做了大量的工作，才适时地召开了遵义会议。
在遵义会议上，毛泽东同志发言以后，紧接着发言的就是王稼祥同志。他旗帜鲜明地支持毛泽东同志的意见，严厉地批判了李德和博古在军事上的错误，拥护由毛泽东同志来指挥红军。会议改组了党和军队的领导，稼祥同志作为新的三人军事指挥小组成员之一，协助毛泽东和周恩来同志，指挥全军的军事行动，使长征中的红军转危为安，胜利地完成了长征。事后毛泽东同志曾几次说，王稼祥同志在遵义会议上，投的是“关键的一票”，是有功劳的。
长征以后，稼祥同志被派到苏联去向共产国际汇报工作并治疗病伤。他作为我党驻共产国际代表之一，在莫斯科工作了一个时期。他曾与共产国际领导人季米特洛夫等讨论了中国当时的国内形势，极力赞成以毛泽东同志为领导的中国共产党与中国国民党形成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政策。王稼祥同志说过：现在的中国共产党不会重复第一次国共合作时陈独秀犯的右倾机会主义错误，因为毛泽东同志坚持共产党的独立性。1938年，稼祥同志由苏联回国，向党中央传达了共产国际的重要的正确指示，并对王明的错误作了坚决的斗争。
1941年我由兰州回到延安，又见到了稼祥同志，正是由于叶剑英同志和他的共同推荐，我被分配到军委总部一局（作战局）任局长。稼祥同志当时正主持中央军委的常务工作，这样我就又同他在一起工作了。这一期间，他草拟了军委的工作计划，以后中央又委托他主编“六大”以来两条路线斗争的文件等。在抗日战争的敌后艰苦斗争年代里，稼祥同志积极参加党的第七次代表大会的筹备工作。在延安时期他为党中央起草了几十份指导性的文件，其中重要的有中央《关于增强党性的决定》、《关于统一抗日根据地党的领导及调整各组织间关系的决定》等，对夺取抗日战争的胜利，作出了新贡献。
1943年，王稼祥同志为纪念中国共产党成立二十二周年和抗战六周年，在《解放日报》上发表了《中国共产党与中国民族解放的道路》一文，文章明确地提出了“毛泽东思想”这一概念。文章写道：“中国民族解放整个过程中——过去，现在与未来——的正确道路就是毛泽东同志的思想，就是毛泽东同志在其著作中与实践中所指示的道路。毛泽东思想就是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中国的布尔塞维主义，中国的共产主义。”“毛泽东思想与中国共产党的民族解放的正确道路是在与国外国内敌人的斗争中，同时又与共产党内部错误思想的斗争中生长、发展与成熟起来的。……毛泽东思想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在中国的发展，它是中国的共产主义、中国的布尔塞维主义”。
今日读来还令人钦佩的是，王稼祥在论述毛泽东思想在我党和中国革命过程中的作用后，没有把它看为静止的东西，他指出：“并且，这个理论也正在继续发展中。”
同年，成立了以毛泽东同志为书记的中央宣传委员会，稼祥同志担任了副书记，并直接领导了由邓拓同志主持的我国最早的《毛泽东选集》的编辑出版工作，对毛泽东同志著作的整理和传播作出了重大贡献。
1945年秋，抗日战争胜利结束，我被派到东北工作，并参加了东北局。不久稼祥同志也来到东北，担任了东北局的城工部长。当时，我党只在东北占有几座中等以上的城市，城市工作尚无经验。但是稼祥同志经过调查研究，对关于如何对待城市工商业者等问题，提出了一系列正确的政策，并为中央所批准。结果，在很大程度上制止了将农村土改方法搬到城市中的错误作法，有利于发展解放区的城市工商业，为避免和减少城市工作的混乱现象，取得了一定的经验。这对其他解放区和以后的城市工作，也有一定的指导意义。
1949年新中国成立，稼祥同志担任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副部长，协助周恩来总理兼外交部长主持我国的外交工作。新中国同苏联、东欧等20多个国家建交时，毛主席亲自推荐稼祥同志出任首任我国驻苏大使。我也随后来到外交部就任苏联东欧司司长，又同稼祥同志在一起工作。他于当年11月到莫斯科赴任，不久，毛主席和周总理相继访苏，作为大使的稼祥同志，为中苏两国领袖和政府间的会谈，做了大量的工作，使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得以顺利签订。这期间，我随同周总理也来到莫斯科。一面在代表团内部协助周总理做会谈时的具体工作，一面常到大使馆去，接受稼祥同志交付我完成的某些任务。在这些接触中，我又一次看到了稼祥同志的优良作风。从中苏条约的文字稿本，到庆祝宴会的组织安排，无不凝聚了稼祥同志的大量心血。对于建立和发展我国的对外友好关系，稼祥同志作出了重大贡献，立下了很大功劳。
1952年稼祥同志由苏联回国，毛主席亲自指派他任中央联络部部长兼外交部第一副部长，这时我也是外交部副部长，同稼祥同志又直接相处并亲密无间地工作在一起。1955年5月，我出任我国首任驻南斯拉夫大使，同稼祥同志还保持着经常的工作联系。1956年9月，我回国同他一起参加了我党的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并与他一同被选入了党的中央委员会。
1956年秋，稼祥同志与周总理一同出国去匈牙利和波兰，参加了有关匈牙利事件和波兰事件的会谈。
1958年中央武昌会议时，稼祥同志向党中央口头提出了不赞成农村搞共产风的正确意见，表现了他敢于向党提出自己的不同看法的优良品质。
1958年5月，我因对南斯拉夫的看法与当时国内的调子不一致，被召回国，在党的会议上受了批评。正在我思想有负担时，稼祥同志极力推荐我到中央联络部去工作。1958年10月，我去稼祥同志领导的中联部任副部长。
从1958年到1966年“文化大革命”开始，我在中联部工作了整整八年，也是同稼祥同志直接合作最长的一段。这一期间，我们工作得很有秩序，同志间关系也十分融洽，稼祥同志还同我一起出席了几个兄弟党的代表大会。
稼祥同志在主持中联部工作时，一直对康生抱有警惕态度。他曾明确表示，不让康生插手党的对外联络工作。开始我们有些同志对此不够理解，后来的事实证明他是对的。他的目光很敏锐，斗争性也相当强，正因为如此，他才遭到了康生一伙的忌恨和陷害。正是康生，为稼祥同志制造了许多可怕的罪名，其中之一是所谓“三和一少”问题，对稼祥同志大兴问罪之师。稼祥同志出于对自己的严格要求，首先检查自己，并向毛主席表示愿意在中央全会上做自我批评。毛主席却对他说，不必在中央全会上做检讨，自己加强认识就可以了。这桩历史公案，直到“四人帮”被粉碎以后，才重新作了结论，为稼祥同志平了反，恢复了历史的本来面貌。
“文革”初期，康生就直接插手中联部的运动，恶意煽动“集中批判‘三和一少’”，蓄意把火引到稼祥同志身上。中央领导同志发现了这一问题，在我参加八届十一中全会时，毛主席通过周总理告诉我，稼祥同志在党的历史上是有功劳的，你对此是清楚的，应该替他讲讲话。第二天，我就在部里十七级以上的干部会议上，以我个人的口气，传达了这个精神。但是康生之流，不仅继续残酷迫害稼祥同志，还把我也打成了“王稼祥的黑干将”，加上了种种可怕的罪名，在“牛棚”中一关关了八年。在我被关押期间，稼祥同志自己也还处于困难境地，但他仍然多次安慰我的子女，并给他们以经济上的帮助。
毛主席对稼祥同志的评价，一直是肯定的。他曾说：在内战时期的许多重要的作战决策，稼祥都是投我的票的，他对遵义会议的召开，起了重要的作用。他是从教条宗派中第一个站出来支持我的。因此，在“七大”时毛主席就积极推荐稼祥同志进入中央委员会，建国后毛主席推荐稼祥同志担任首任驻苏大使及中央书记处书记等重要职务，支持他在各个重要岗位上的工作，直到党的第十次代表大会时，毛主席还排除“四人帮”之流的干扰，继续推举稼祥同志为中央委员。
稼祥同志本来可以为党多做些工作，但是他由于战争中负过重伤，工作中过分操劳，长期身体不好，再加上林彪、“四人帮”和康生一伙对他的残酷迫害与摧残折磨，使他在精神上受到难以忍受的压抑和伤害，终于过早地离开了我们。稼祥同志于1974年1月与世长辞，终年六十八岁。我由于当时还身处囹圄之中，未能参加稼祥同志的追悼会，不能不引为终生的遗憾！如今我追思当年，稼祥同志与我早年同学，多年战友，更是我一生的师表。愿他的精神与品格，长留人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