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伯箫散文选》序 [复制链接]

第8版()
专栏：

《吴伯箫散文选》序
叶圣陶
我跟伯箫同志初次见面，握手道彼此相慕，是1949年第一次文代大会开幕的时候。未曾相识何以相慕呢？因为先此七年我就在报上见到伯箫同志的名字，是在不寻常的新闻报道中见到的。哪个月哪一天哪种报全记不得了，报道说西安开了个追悼会，追悼在延安被害的若干人，其中有伯箫同志的名字。
后来伯箫同志告诉我，西安开追悼会的时候，他正在延安从事文化工作，业余参加生产，被推选为纺线模范。消息传到延安，他异常愤慨，认为这是对边区的诬蔑，也是对他本人的侮辱，非大声控诉，撰文痛斥不可；可是身在延安，语言和文字都没法向国统区传播。1944年有一个中外记者代表团访问延安，在座谈会上，伯箫同志把积蓄在胸中已久的意思全都倾吐出来，他知道通过中外记者一定能传播出去。他还把那天的发言记下来，刊载在延安的《解放日报》上，标题是《斥无耻的“追悼”》。
1954年伯箫同志调到人民教育出版社工作，我们俩几乎天天见面，直到1966年。他为人诚恳朴实，表里如一，是全社同志共有的印象。我们俩经常讨论语文教材的编撰，有时似乎谈得极琐屑，近于咬文嚼字。其实决非咬文嚼字，准确的意思和准确的记载非由准确的语言来表述不可，所以一个词也不能随便，一处语法错误也不能容许。在这方面从严些，对学生的语言、认识、品德都有些好处：这是伯箫同志和我共同的信念。
伯箫同志出过四本散文集。抗日战争以前的集子《羽书》由文化生活出版社出版；建国以后编成的三本集子，《烟尘集》和《北极星》由作家出版社出版，《忘年》由百花文艺出版社出版。现在人民文学出版社要把那四本集子选剔一下，再加入以前没有入集的若干篇散文，编成一本选集，这是极有意义的事。伯箫同志要我为这本选集写一篇序文，我除了感到荣幸不多说，只说出版这本选集的意义。
曾经有许多人说过，谁都应该多少有些历史知识。不知道过去，就不容易真个知道现在，做一个尽职尽分的人。古的远的历史放松些还无妨，近百年近六七十年间的历史跟当前的关系太密切了，那就非知道不可。而伯箫同志这本选集里，写的正是最近几十年间的事。试看，中国共产党在又团结又斗争中促成的抗日统一战线，根据地的出奇制胜的敌后战争，根据地的自力更生，生产建设，这些不是抗战的重要关节吗？伯箫同志凭他的亲身经历在这些关节上写了好多篇，这就极有意思。我不敢说得夸张，我只想说如今的青年少年读了集子里的这类文章，唱《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的时候，感情就会更加真挚，更加饱满。　　一九八二年五月十三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