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布依族社员家里作客 [复制链接]

第2版()
专栏：农村通讯

在布依族社员家里作客
本报通讯员　吴酩　本报记者　嘉旺
5月中的一天，我们沿着黔滇古道，去访问贵州省镇宁布依族苗族自治县黄果公社石头寨大队。
这儿的季节早，才农历4月，新麦就已登场。寨子里的石板道上，家家户户的院里门前，到处摊晒着麦子。身穿黑色大襟民族服装的布依族女社员一边翻着麦子，一边忙不迭地向我们打招呼。
我们先找到党支部书记家。不巧，他犁田去了。“午饭时回来吗？”
“包田喽，晌饭也要送到田头去哩！”在家照看孩子的支书老伴面有难色地回答我们。
“干脆就随遇而访吧！”我们与同来的那位同志这样商定。
听一位社员说，第五生产队的伍文兴出席了年初县里召开的劳动致富代表大会，我们就来到他家。伍老汉及大儿大女、媳妇们也都下田了，家里只有他的老伴和几个孙子。伍大妈告诉我们，她家有10口人，6个壮劳力，按说日子不该困难，可前几年每年至少缺二三个月口粮。猪、鸡也不敢多养，怕背“走邪道”的黑锅。近两年日子好过了，包了田，养了猪，粮够吃，钱够花。为了给已成家的儿子盖房，已经备足石料、木料，用去了1，000多块钱。我们问她去年进了多少粮、多少钱，她笑着摇头：“这得问当家人，我说不细，只知道我喂的那两头肥猪，卖了600多元。眼下还养着两头猪、三头牛。”
劳力多的富了，缺劳力的又怎么样呢？我们走访第二生产队从城里退休回来的老工人伍起林的家。伍大伯常年在外，说得一口流利的汉话。没聊上几句，就到了晌午。伍大伯的老伴、儿子下田了，同住一栋楼房的兄弟家的人也都在田头吃饭，可大伯非要依照布依族的礼俗，用米酒、燉狗肉招待我们不可。“恭敬不如从命”，我们和老人一起端起了酒碗。几大口米酒下肚，伍大伯说：“我在外工作，家里只老伴一人算个劳力，9口人的家，前几年真过得揪心呀！每年青黄不接时得掏钱买返销粮；年终分配时要向队里缴超支款，年年都得一百五六。‘大锅饭’，对劳力多的没好处，对我这劳力少的也没好处，大家都想法偷闲，结果是一起受穷。大伯端起碗向我们劝酒：“喝吧，现在可舒心喽！搞了责任制，我家的劳力也没增多，可是收入却多了，粮食吃不完。东西从哪儿来的？不是天上掉的，是人的劲儿使出来了啊！”
原先听说有些队干部对搞责任制不感兴趣，这里的情况究竟怎样呢？我们特意访问了第六生产队队长伍起智。过去他家也是个老超支户，全家9口，只两个劳力，前十多年年年超支100多元。实行责任制后，承包的5亩多田，去年收稻谷7，000多斤、小麦1，300斤、油菜籽500多斤，卖嫩蚕豆收入六七百元。家里还养了两头大肥猪，其中一头养到700多斤，卖了500块钱。此外，大女儿得空还同外贸部门订合同，搞点布依族的传统工艺品——蜡染花布，也不无小补。去年，虽然老伴不幸患病去世，医药费用花了上千元，可他家经济没垮，还添置了两块手表、一台收音机。他说：“过去总说如何高产，其实尽是吹的。现在人敢讲实话了，多产了也是自己的。请你们上楼瞧瞧去，到现在我家还有几千斤余粮哩！”我们随着他扶梯上楼：真的，几个两人合抱粗的谷囤还满登登的哩。
“现在干部也好当了”，伍起智知道了我们的疑惑后说，“过去整天为评工分头痛，为喊人出工发怵，心没少费，骂没少挨，活路做不了多少，记补助分心里还犯着嘀咕。现在都包了田，社员生产自觉性可高啦，团结互助也越来越好。我免了评工这一大心烦事，搞搞其它组织工作就行了。”
“队里还有没有困难户呢？”我们问。“有”，伍起智坦率地说，由于不会安排生活和疾病、婚丧等原因，今年全大队还有6户缺粮。但他们不仅得到了国家的救济，而且得到四邻亲友的帮助。一到农忙时，许多热心人就牵牛、扛犁，帮助缺劳力的困难户，农时绝对耽误不了。末了，伍起智风趣地说：“你们是记者，请给上面反映反映我们的要求：大政策可别再翻腾了，这么过天下准太平！”
经济宽裕，精神生活也充实。同来的同志告诉我们，每逢传统节日，这里的群众总要兴高采烈地对歌、跳舞、耍龙，还邀请附近寨子的人来举行篮球比赛。最近，为促进民族地区的经济文化更快地发展，国家又拨款5万元，准备扩建石头寨的一所学校。
“当新一代有文化的布依族青年培养出来后，这古老的寨子会更加生气勃勃的”，离开石头寨时，我们这样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