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振兴中华献出有生之年——访回沪定居的陈兼善教授 [复制链接]

第4版()
专栏：

为振兴中华献出有生之年
——访回沪定居的陈兼善教授
本报记者 肖关根 章世鸿
“炎黄子孙，叶落归根，我要在有生之年，为四化建设，为祖国统一尽一份力量。”从美国回沪定居的原台湾博物馆馆长陈兼善教授在上海市副市长杨士法会见他时说了这句话。同一天上午，我们到陈兼善住处访问了他。
85岁高龄的陈兼善身穿旧衫裤，敞着领子，脚上是一双布鞋，态度从容。我们问他对上海是否熟悉？他立即用浓重的浙江口音说：“我在上海工作过好多年。二十年代从北京高等师范毕业后，就到上海中国公学任教。我对上海比较熟悉。”他得知记者也是江浙人，就用江浙话交谈。
我们请陈兼善谈谈回国定居的经过。老人点了点头，开始沉思起来。陪同会见的他的儿子陈驱先作了介绍：“我的爸爸经历过清王朝、北洋军阀、国民党统治，他回国探亲、讲学并亲身感受了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以后，就产生了回国定居的念头……。”没等儿子往下说，老人接过了话头：“我看到祖国的变化，不是简单地推翻了一个军阀的统治，而是改变了几千年历史发展的方向，是翻天覆地的变化。我应该为国家建设尽点力。”
陈兼善是浙江诸暨人，中学毕业后，曾到北京求学，以后又到法国和英国深造，成了著名的鱼类学家。1945年，抗日战争胜利后，陈兼善同罗宗洛、苏步青、陈建功等人一起到台湾参加接管工作。陈兼善任台湾博物馆馆长，并先后在台湾大学、台中东海大学和台湾师范大学执教和从事鱼类学研究工作，写了《鱼类学》、《台湾脊椎动物志》、《普通动物学》、《广东鳗鱼研究》等六十多种专著。许多中国鱼类的新属类，都是陈兼善发现和命名的。陈兼善与被蒋介石处死的陈仪将军的顾问是至交，1965年蒋介石就借故将陈兼善调离博物馆馆长职务，又不任命新职，之后，陈兼善就去台中东海大学。1972年，他开始侨居美国。说到这里，陈驱插话说，我父亲共有五个子女，只有我这个老二在国内，其余四个都在美国从事科学研究和技术工作。陈兼善在美国十多年，没有加入美国籍，他感到做一个中国人很光荣。说着，大家笑了起来。
接着，陈兼善谈到回国定居的思想酝酿过程。他第一次回大陆探亲是1978年，在北京，他遇见了留学时的同学童第周教授，老同学真挚地对他说：“回来吧，祖国需要你。”这一切，使陈兼善下了回国的决心。1980年，中国科学院副院长钱三强给他发了聘书，邀请他到广州南海海洋研究所讲学。1981年3月，陈兼善第二次回国，在广州讲学半年后，又到上海从事《动物学词典》和《鱼类的演化与分类》的整理工作。两次回国，他目睹祖国欣欣向荣的景象，心头之喜，无以名状，决心将自己有生之年，献给祖国的建设事业。当他谈到国务院和上海市的有关部门为安排好他的工作和生活做了不少努力时，一再激动地说：“我真不知道怎样来报答政府！”
陈兼善说：“我身体很好，医生检查过，说我没有病，因而在工作上我确实还有点‘野心’呢。”记者问他对今后的工作有什么打算？他谦逊地说，还要看国家的需要。陈兼善被安排在上海自然博物馆工作。他说，我已到自然博物馆看过了，觉得那里的展览工作做得很好，我在台湾做过二十年的博物馆工作，希望能在上海自然博物馆继续我的研究工作。他又说，我们的国家很大，鱼类资源非常丰富，但是研究鱼类分类的人太少，特别是中级以上的研究人员更少。当我们希望他能为国家培养一批鱼类分类学研究人才时，他笑了笑表示同意，并说，我还能讲课，连续讲两个小时没有问题。他几次提到，上海水产学院院长朱元鼎教授是他多年的同行、好友，可以互相协作，共同完成这个任务。陈兼善在谈话中念念不忘鱼类志的编写问题，表示要尽早把台湾鱼类作为祖国鱼类的一部分补充到《中国鱼类志》中去。
为了做好这些工作，陈兼善衷心祈望，海峡两岸科学、教育界的同行携起手来，加强协作和交流。他说：“我们都是中国人，为什么只能在外国人举行的国际学术会议上交流科研经验呢；海峡两岸有着五千年割不断的历史，我们的科学之源本出于一体，为什么要人为地割断它呢？以我所从事的鱼类研究而言，一部《中国鱼类志》，如果仅收有大陆的鱼类，而无台湾的鱼类，或者仅收有台湾的鱼类，而无大陆的鱼类，这不能不说是一件极大的憾事；由此扩而大之，整个生物学和其他学科的研究，道理亦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