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们为什么舍不得离开大别山——访岳西县卫生系统的知识分子 [复制链接]

第3版()
专栏：

他们为什么舍不得离开大别山
——访岳西县卫生系统的知识分子
本报通讯员 李南 本报记者 白筠
安徽岳西县，位于皖西大别山腹地。这里交通不便，经济、文化比较落后，至今还有14个公社不通汽车。该县90％以上的医疗卫生技术骨干来自上海、杭州、合肥等大中城市，全县66位相当主治医师以上的骨干中，有62人是外地人。近几年来，这里没有发生过技术骨干外流的情况。这样一个落后的山区，靠什么把医疗卫生队伍稳定住的呢？今年四月，我们来到岳西寻找答案。“党没有把我当外人”
踏上岳西的土地，我们深刻地感受到：在卫生系统，知识分子的政治地位起了变化，他们受到了充分信任。
也许县医院副院长顾德荣的经历能够说明这个问题。顾德荣是1958年来岳西的第一批大学生。当时，他从浙江医科大学毕业，头上还有一顶“右派分子”的帽子呢！虽然1959年，县委就给他摘掉了“右派”的帽子。但是，在“左”的思潮影响下，“摘帽右派”4个字也足以把人打入“另册”。老顾一直觉得在政治上抬不起头。他只有一个心愿：好好工作，多为山区人民做好事，企图以此来寻求心灵上的解脱。20多年来，他在技术上精益求精，成了闻名全县的外科“一把刀”。他常年风里来，雨里去，跋山涉水，救死扶伤，全县61个公社几乎都留下了他的足迹。岳西的党组织和群众对老顾这20多年的表现是看得清清楚楚的。当三中全会关于改正错划右派的决定传来，1979年初，县委就及时对他错划右派的问题作了改正。没过几个月，这位刚刚改正的“右派”，在还不是党员的情况下被提拔为县医院副院长。老顾哪里知道，县委为此在上下左右做了多少工作啊！1980年，老顾被批准加入了中国共产党；1981年，他又当选为县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当老顾回顾这20多年坎坷不平的生涯时，他含着热泪对记者说：“这里的党组织没有把我当外人，我舍不得离开大别山区！”
“党没有把我当外人”，在岳西，我们不止一次听到卫生技术人员以深情的口吻，道出这句发自肺腑的话语。正是这种政治上的信任和关怀，系住了他们的心。有一个关于“名字”的故事是很能发人深省的。
戴恩助医生是1963年安徽医学院的毕业生，是岳西医务界的后起之秀，曾出席过省科学大会。在小戴刚到县医院不久的时候，他曾随便向人讲过：母亲生他时难产，被送进了外国人办的教会医院，由一位外国医生接生而救了母子的性命。为了感念医生救命的恩德，母亲给小戴取名为“恩助”。谁能想到，这次闲聊竟给小戴种下了祸根。十年内乱中，这名字成了怀疑他“在海外有关系”的根据，成了一件悬而不决的疑案。尽管小戴工作勤奋，政治上要求上进，终因“名字问题”而被拒之于党的大门之外。三中全会以后，小戴再次提出入党申请，但仍在暗暗担心：名字会不会还是无法摆脱的障碍？党组织了解小戴的心思，决心搞个水落石出，让这一类捕风捉影的荒唐事永远结束。老院长亲自出马，调查、分析，澄清事实，为小戴的名字“平反”。1981年，戴恩助同志终于实现了多年的心愿，成为光荣的中国共产党党员。虽然小戴夫妇的双亲都是芜湖市医务界的负责人，有关单位也表示欢迎他们去工作，但小戴坚定地说：“我离不开岳西。”“这里有我的事业”
岳西县委放手使用知识分子的胆略，给我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目前，全县卫生系统从上到下，从卫生局到区社卫生院，全是内行领导。据1981年统计，他们的平均年龄才38岁。卫生局局长左文远同志本人曾经是一个军医，1978年转业到岳西，今年47岁。一大批优秀的中青年技术骨干走上各级领导岗位以后，上下思想共鸣，语言沟通，工作协调。广大卫生技术人员感到事业上有了支持者，工作有奔头了。
我们采访了县中医院院长蔡耀庚。
小蔡1966年毕业于安徽中医学院，1968年分配来岳西，在离县城70公里的店前区卫生院当医生。那时，中医被当作“牛鬼蛇神”批判，这位出身于中医世家的子弟，还能指望干什么事业呢？没事干，看点书吧，他又被当作走“白专”道路的典型。日子真难打发啊，小蔡几次萌生了退职回家的念头。好容易熬到了粉碎“四人帮”，小蔡积极与母校联系，仍想调离岳西。1979年的一天，刚上任的局长左文远同志来了。他挨家挨户走访医务人员，和他们谈心、拉家常，还特别找小蔡征求了他对中医中药工作的意见。小蔡发现，这位新局长问得那么仔细，听得那么认真，临走时，还握着他的手说：“你提的意见很好。”小蔡心里顿时感到热呼呼的。更使小蔡感到意外的是，他的意见竟然得到了实施。没过两个月，县里办起了中医中药学习班，请他去当老师。这一下，小蔡那已经冷却的事业心，重新燃起了希望的火苗。从此，他积极提建议，谈看法，出点子。左局长说：“小蔡成了我的中医工作顾问。”小蔡觉得在事业上找到了知音。1979年岳西在全省第一个成立了县中医学会。1981年，县中医院办起来了。年轻的蔡耀庚被任命为院长。发展中医事业的宏图大业展现在小蔡的面前，他感到要干的事情太多，时间不够用啊。
“还想走吗？”我们问他。“不走了。”他笑着回答。我们听说，小蔡的母校曾给他寄来办调动手续的教师登记表，而他却在一番激烈的思想斗争以后，把它压在箱子底下。他说：“不走了，这里有我的事业。”“领导心上有群众”
岳西的生活的确是比较艰苦的，来自大中城市的知识分子是怎么看待这个问题的？好几个同志不约而同地向我们讲了这样一件事情：
1981年春节前夕，又是探亲的日子了。不巧，大雪封山，公路交通断绝，眼望着满山遍野的皑皑白雪，在深山沟的店前、白帽等卫生院里，家在外地的同志正为这100多里的山路怎么走而焦虑。忽然，一辆面包车扎着防滑链，冒着漫天风雪出现在卫生院门口。左文远同志从车上下来了。“天哪！你怎么来了？”人们簇拥着他，七嘴八舌地问。老左搓着冻僵的双手，笑眯眯地说：“车是来接探亲的同志回家的，我是来给大伙儿拜早年的。”刹那间，人们的眼睛湿了，嗓子哽住了：老左啊，老左，有道是“雪中送炭”，可你在雪中送来的，是一颗炭火般炽热的心啊！一位病休日久的医生，拉着局长的手，好一会儿说不出话。
在回忆这件往事时，好几个卫生技术人员对我们说：“岳西的生活是苦一点，但难得的是，领导的心上有群众。”看来，正是领导上这种与群众分忧解愁、同甘共苦的精神，温暖着知识分子的心，使他们能够正确地对待艰苦的山区生活。
其实，在生活上，只要能办得到的事，领导上都是尽力给予关心和照顾的。比如在调资、住房等敏感问题上，卫生局的原则是很明确的：在相同条件下，业务骨干优先考虑。1979年调资，局里专门留了6个指标，给因种种原因没有评上的主治医师、护士长和名老中医。为改善县医院主治医师的住房条件，1981年，尽管财力有困难，县里在省有关部门的支持下，还是挤出钱来为他们盖了一座新楼。
离开岳西时，适逢春雨，在淅沥淅沥的小雨中，山上的草木青翠欲滴，林间的鸟鸣清脆欢悦。我们不禁想起杜甫的两句诗：“水深鱼极乐，林茂鸟知归”。这，就是我们在岳西所找到的答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