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农村》的方向与经验 [复制链接]

第5版()
专栏：

　　《新农村》的方向与经验
《新农村》杂志原名《翻身乐》，创刊于一九四八年三月一日，是一种通俗的、综合性的半月刊，读者对象主要是农村的区村干部。现在每期印行六万八千份，除一千余份和关内各杂志、报纸交换赠送外，全部销行东北农村。其中有很大的一部分是集体订阅的（如一个互助小组，一个农村党的支部或一个合作社等），因此读者实际数量已超过十万以上。
由于这一刊物基本上结合了东北农村工作发展的实际情况，配合了每一阶段的农村政治任务，宣传了党和人民政府的各种政策，对区村干部的思想、工作、学习指导上起了一定的作用，因此得到了大多数读者的热爱和欢迎，现在《新农村》杂志已成为东北农村区村干部不可缺少的一个读物了。
但这并不是说，这个刊物已经办得十全十美，毫无缺点了；正相反，我们还存在着很多缺点急待改进。我们深深感到：要真正办好一个通俗化的刊物，确不是一件易事。在我们两年半的编辑工作当中，曾经碰到过不少困难，我们就是在这些困难中逐渐摸索，逐渐改进的。我想分下边三个问题来谈：
第一、关于结合实际问题
要使一个刊物能够结合实际，首先一个问题就是要明确刊物的对象和方针。这就是说：你这刊物是办给谁看？办这刊物干什么？开始时，我们的对象工农兵学都有，认为对象“越多越好”，事实上一本杂志只能容纳三万多字，什么问题都谈，必然谈不深，结果什么问题也解决不了。因此于一九四七年七月决定专以农村的区村干部为主要对象，但农村的实际问题也很广泛，你究竟解决什么问题呢？以后，我们从“什么问题都解决”逐渐转到只抓住几个最主要的，这就是：农业生产与干部思想教育。这样一来，我们才有了比较固定的读者群众。
明确了对象和方针以后，紧接着一个问题就是：如何配合运动？所谓实际，就是政府在农村中的政策实施以及每一时期农村主要的工作和运动。结合实际，就是要密切配合这些运动。怎样配合呢？等待运动起来了才去配合么？不行，因为刊物不是日报，从集稿、印刷一直到发到读者手里，需时一月，等运动起来你再去配合，那就成为“马后炮”，晚了。因此，一定要走在运动前面。要“走在运动前面”，这就需要编辑人员充分掌握群众的思想动态，比较全面的了解农村一般情况。如果编辑人员对情况不了解或者了解不够，对农民群众和干部的思想动态掌握不住的话，那就会“瞎子摸鱼”根本谈不到配合什么运动的。怎样去了解情况和掌握群众的思想动态呢？只有一个办法，就是学习。我们是从这些方面去进行学习的：一、各省的地方报纸；二、通讯员反映上来的情况和资料；三、编辑人员亲自下乡。总起来说：就是编辑人员要有比较敏锐的政治嗅觉，要能够随时随地注意农村工作的趋向和运动的发展规律，以及个别事件的典型性。
结合实际的第三个问题是掌握政策，如果对政策掌握不稳，稍微出点毛病，那就影响很大，所谓“失之毫厘，差之千里。”我们在宣传政策上，也曾出过偏差。要使在刊物上不发生政策性的错误，首先编辑人员要加强自己的政策观点，进行对于政策的深入钻研，现在，我们于每期刊物出版前后，有三天的时间专门来学习政策。
最后，我想谈谈思想教育。什么是思想教育呢？大概可以分为三类：（一）解释、纠正干部和群众对政策的各种错误认识和疑虑（东北的地方话叫“交底”）；（二）政治常识和时事教育；（三）革命人生观的教育（即农民思想意识的改造教育）。怎样进行思想教育？用什么方法？这就是我下边要谈的。
第二、关于通俗化的问题
人们一提到“通俗化”，似乎是不大感兴趣的，认为这有什么了不起，把“我们”改成“咱们”，把“干什么”改成“干啥”，不就是“通俗化”了么？其实，从我们的工作当中，感到并不是如此简单。通俗化的工作，决不只是一个技术问题。记得毛主席曾说过一句话：“严重的问题是教育农民”。的确，对农民的教育，这和对知识分子的教育完全是两码子事，因为农民有个特点：“眼见是实，耳听是虚”，要“样子”看。所以光靠讲道理不行，一定要把道理和他们的实际生活强有力的结合起来。这样农民才“服气”，不然，他说你“摆活”，“胡扯”。
根据这个总的情况，在编辑工作上，我们提出了四个编辑原则：
一、从事实到原则。举个例子说：我们给农民解释社会主义，曾像对知识分子一样，一开口就是“各尽所能，各取所值”，虽然用了非常通俗的解释，可是道理越讲越糊涂，最后不但没有达到教育农民的目的，反倒引起了农民的怀疑，说社会主义就是“归大堆”。以后改变了方式，从苏联农民的生活讲起，说苏联农民今天的生活水平已如何高，住洋房、喝牛奶、家里都有电话。可是农民却反映说：“咱们下地站在村当中一吆喝就行了，打电话多麻烦。”“牛奶酸不溜溜的，喝那有啥味？！”有一次，我们发表了一篇《一个苏联的集体农民一年有多少收入？》的小文章，介绍了一个苏联集体农民的实际收入，折合成中国的钱。这篇文章普遍受到了读者的欢迎，反映说：“看人家社会主义国家有多好。一个农民比咱省主席都挣的‘分’多。”这究竟是什么道理呢？为什么同样介绍苏联农民的生活，前一种方针受到了反对而后一种就得到欢迎呢？这就因为：后一种的介绍和他们的生活距离近，前一种就距离远了。从这样与他们最接近的实际问题谈起，最后得出结论说：这就是社会主义。这样的教育方式，作用很大。
二、从具体到抽象。比如自然科学，我们曾经像给小学生编课本似的，从日、月、星谈起，既有秩序，又有进度，可是农民不喜欢，因为这样讲起来问题很抽象，他们觉得不需要，与他们的关系不大。后来我们改变了方式，先从一个具体问题谈起：比如要讲空气，就从“白菜窖里为啥闷死人”谈起，先谈事实，后谈道理，这样一来，他们很“服气”，说“可不是咋的，就是这样子。”要谈下雨的道理，就先谈“锅盖上还有龙王爷吗？”既打破了农民的迷信思想，又传布了科学知识，比单纯讲道理作用大的多。
三、从近到远。这主要用在政治和时事教育上，尤其是时事，单纯的报纸新闻解决不了问题。比如你讲联合国开了个什么会，他根本还不知道联合国是什么。你讲审判日本细菌战犯，这和他的生活距离很远，当然就不十分关心了。于是我们就从日本战犯在东北到处搜集老鼠，火车过某一段铁路要放下窗帘（即过去细菌制造工厂地区）讲起。这些事情农民都很熟悉，但不知道“为什么”。我们就告诉他：这就是日本战犯过去在东北制造杀人的细菌，现在这批战犯已经被苏联逮住了，要求人民审判，大家说怎么办？这样一来，大家都举手赞成。
四、从简单到复杂。带有原则性的理论教育，一开头就把原则条文和理论根据摆出来是行不通的，要先从最简单的问题谈起，好像画图画一样，先画单线条的，然后再慢慢添上阴影和光线。有许多带有理论性的文章，我们都是这样写法的。
另外，对每一篇文章，我们有两个要求：
一、这篇文章解决了什么问题？（内容）
二、能不能解决这个问题？（写法和形式）
这样一些要求当然是比较严格些，但不这样又不行。那么，稿件的来源如何解决呢？这的确也是一个难题。我们的稿件来源是比较困难的，因为上边搞通俗工作的人不多，下边的来稿百分之九十以上又全是新闻通讯，因此只好加重编辑部的工作，对下边的稿件，采用了“纸上座谈会”的方式，先出题目，征文章，把征来的稿件，经过整理与编辑（一篇来稿中即使有一句话好，也采用），按次序排列，用“座谈会”的形式在刊物上发表。这样不但解决了一部分稿源的困难，确也增进了刊物的质量，提高了读者的来稿水平。拿我们这个刊物的性质来说，这是一个比较可用的方法。其次就是组织有关机关的人写稿（编辑部供给材料），然后再由编辑部修改。除此之外，主要写稿任务是担在我们编辑人员自己身上，这期刊物付印之后，就召开一次会议，具体计划下期内容（文章种类、数量、字数、写作形式都得确定），然后分工准备，再提出初步写作计划讨论，写好后传阅修改，最后付排，差不多每篇文章都要经过三四次的修改。
第三、与读者的联系问题。
我们和读者的关系，打个比方说，好像老师与学生的关系，还没有变成亲密的朋友。但农民对刊物的号召却是积极响应，比如刊物上提出“和平签名”的号召之后，已有将近六万人的签名书送到编辑部来（现还在发展中）。
通讯联络工作是联系读者的一个环节，在这个工作上，我们曾经走过一段弯路，一开始就强调了要作好通联工作（这是正确的），大撒网，发展通讯员。去年十月前后，能经常来稿者达千人以上，因此我们抽出绝大力量去给作者回信。每天收到大量来稿，转到编辑部去，但编辑部的人少，稿子看不过来，又选不出来几篇能用的稿子，因此编辑部埋怨通联发稿太多，能用的稿件又组织不起来，通联又埋怨编辑部不采用来稿，辛辛苦苦组织来的稿件又原封退回去，退得多了又觉得“对作者不好说话”，因此编辑工作和通联工作发生了很大的矛盾，而通联工作又变成了单纯的一个作文函授学校。这时候在我们面前提出一个问题：是照顾这一千个作者，培养他们学习写作呢？还是加强编辑部的工作，把刊物提高一步照顾十多万个读者呢？有人说：都要照顾。但我们力量有限，双方照顾不过来，最后只好“有多大本钱，作多大买卖”，改变通联作法，采取“重点联系”，即在所有通讯员中，挑选一批有培养前途者，修改稿件，指导写作，加强培养，其余则一般联系，不退稿。这样就节省了人力，加强了编辑工作，稍微提高了来稿质量。但还有一个基本问题未解决，即通联不了解编辑企图，对组织稿件觉得“不摸门”。今年全国新闻会议后，编通合一，才解决了这一问题。但这里又发生了另外一个问题，由于编辑工作一忙，又放松了通联，虽然组织来的稿件一般在采用的比率上多了，但数量又显然下降，这是一个值得注意的问题，我们正在研究改进中。
对通讯员的任务，过去一直强调写稿，但农民对写稿的确不能和知识分子相比，他们一提起笔来，首先就受到了形式的限制，本来有很多宝贵材料，一写成“稿子”就变成一块生硬干燥的东西。因此在今年五月通讯员座谈会上，我们规定了通讯员的任务是以反映情况为主，这样一来，用写信的方式所反映上来的情况，一般都很自然，可以采用，另方面，也鼓励和提高了通讯员的写作兴趣。
对通讯员的教育，我们出版了一个“新农村通讯”，专门指导通讯员写作。
读者服务的情况，也和通联工作差不多，在刊物上特辟一栏“问事处”，为读者解答疑难问题。我们的作法是“有问必答”，有些有价值的，带有普遍性的，就在“问事处”公开发表，一般都采取个别回信。但来问的问题中，上至政策理论，下至鸡毛蒜皮的事情都有，有些问题真是无法答复，因此弄得很被动，有一个人专门坐在资料室解答问题和给各有关机关转送问题也忙不过来。后来我们就研究，读者服务是不是还有比这更重要的工作要作呢？有，这就是要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如果把这个工作搞好了，那不是比给一个读者解答问题要有价值得多么？因此我们就转变了服务工作的方向，变成以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为主，多多反映来自农民群众的呼声。最近这个工作已有了一个开端，我们已接到一些读者对某些违反政策的干部的控诉和批评。
最后，我必须要说明的，就是这个刊物是在东北局宣传部的直接领导和扶助下生长起来的，今天这个刊物如果说有进步的话，这个进步是和东北局宣传部的领导分不开的，由于东北局宣传部的直接领导和扶助，使我们编辑工作者少犯许多错误和少走许多弯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