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要坚持　二要发展 [复制链接]

第5版()
专栏：

一要坚持　二要发展
周扬
提要：对毛泽东文艺思想，一要坚持，二要发展。不要把毛泽东思想与马克思列宁主义割裂；不要把毛泽东文艺思想与整个毛泽东思想割裂；不要把毛泽东文艺思想同我国几千年来的文化传统与“五四”文学革命传统割裂。
对毛泽东文艺思想一定要坚持。坚持不等于原封不动，而要在发展中坚持。从《讲话》到现在，国内外起了空前巨大的变化。有些同志只是拘泥于旧口号，这样就跟不上时代前进的步伐。
不再提文艺从属于政治，这并不是说文艺与政治无关，可以脱离政治。所谓深入生活，就是不做旁观者，要做当事人。异化问题是重要的，需要作专门的研究。
马列主义如何在中国得到发展，就看它和中国的历史、现状结合的程度如何。
为纪念《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发表四十周年，在京文艺界的同志举行了“毛泽东文艺思想讨论会”。这次讨论会开得很好。
关于文艺问题有不少分歧意见，这不是坏事，而是好事，这说明我们的思想活跃。我们不要求在一切问题上都完全一致，那是不可能的，但在原则问题上，在领导思想上却必须力求一致。党中央关于文艺问题的方针，邓小平同志在第四次文代会上的祝辞已经作了阐述。胡耀邦同志也先后有过多次讲话。最近，胡乔木同志重新发表了在思想战线问题座谈会上的讲话，其中也谈到了文艺问题。这些都很重要。
这次座谈会上，大家一致的意见都认为，对毛泽东文艺思想，一要坚持，二要发展。
要坚持毛泽东文艺思想，就要正确地宣传、解说毛泽东文艺思想。在从事这项工作的人中，我也可以算是一个。1946年在张家口时，我曾出过一本小册子，叫作《表现新的群众的时代》，序言中我表示愿意做毛泽东思想的“宣传者、解说者、应用者”。三十多年过去了，我的这个任务却没有完成得很好。虽然我对毛泽东思想历来是忠诚的，但忠诚并不等于正确。所以，宣传、解说的工作，也就是马克思主义通俗化的工作，并不容易。一方面，不应该违背原意；另一方面，也不应该变成照本宣科，而应有所发挥，有所建树。毛泽东同志多次提倡唯陈言之务去，但我们讲话和文章中的陈言还是不少。要准确完整而又结合实际地解说毛泽东思想，也很不容易啊。
为了正确理解和评价毛泽东文艺思想，我想有这样几点值得注意。
第一，不要把毛泽东思想与马克思列宁主义割裂开来。毛泽东思想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在中国的发展，是马列主义与中国革命实践相结合的产物。我记得毛泽东同志曾经很形象地说过：“马列主义是一棵大树，而我们只是一些枝叶。”当然，这体现了毛泽东同志的谦虚，但不止是谦虚，也是真理，因为确实是从马列主义这棵大树上长出来的繁茂枝叶。马克思主义是社会科学的伟大革命，列宁把它发展了，以后毛泽东同志把它应用到中国革命中，又进一步发展了。发展的方面、发展的深度和广度各有不同，但都是创造性的发展。马列主义这棵大树在中国这块富饶的土地上是充满生命力的。五千年的文化历史传统，十亿人口的大国，丰富无比的革命历史经验，在这样的土壤上，马克思列宁主义这棵大树难道不应该根深叶茂，地久天长，万古长青吗？
其次，不要把毛泽东文艺思想与整个毛泽东思想割裂开来。毛泽东文艺思想，是整个毛泽东思想的组成部分，只有对毛泽东思想有完整、准确的了解，才能很好地了解毛泽东文艺思想。这是部分和整体的关系。在整个毛泽东思想中，最有普遍意义，也是最根本的，是毛泽东哲学思想。哲学思想的代表著作当然是大家所熟知的《实践论》《矛盾论》等，但几乎在他所有重要著作中都闪耀着哲学思想的光辉。毛泽东同志在他的军事著作中把唯物辩证法运用得最突出，最丰富，也最有特色。《讲话》本身也充满了唯物辩证法。
第三，不要把毛泽东文艺思想同我国几千年来的文化传统与“五四”文学革命传统割裂开来。刚才有的同志讲话提到这个问题，好象毛泽东同志在《讲话》中对“五四”新文学讲得比较少，这是事实。但了解毛泽东文艺思想，不能只限于《讲话》；《新民主主义论》、《反对党八股》、《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同音乐工作者的谈话》等文章，也都是非常重要的。毛泽东同志关于文艺问题的讲话，包括和个别文艺工作者的谈话，总是十分亲切，深入浅出，使人心悦诚服，永志不忘。还有毛泽东同志本人的文学作品，也不可忽视。他没有因为自己擅长旧诗词而有所偏爱，仍然提倡要以发展新诗为主。他对以鲁迅为主帅的“五四”新文化运动曾作过很高的评价。他有一次在和我谈话中突然问我对鲁迅的作风如何看法，我还没有来得及回答，他就说鲁迅的作风就是断制和谦虚的结合。这也就是毛泽东同志本人所一贯提倡的革命精神和实事求是的精神。毛泽东同志在高度评价“五四”功绩的时候，也严正地指出过它的形式主义的错误。“五四”新文学运动响亮的口号之一，就是打倒“桐城谬种，选学妖孽”，这在当时是很革命的口号。但认为好就一切都好，坏就一切都坏，就是犯了形式主义的毛病。毛泽东同志本人受过桐城派古文和《文选》的不小影响。桐城派统治的时间很长，一百多年；后来曾国藩当政，桐城派又再度复兴，起码有一二百年统治中国文坛。桐城派的古文有个优点，比较简洁，不能说都是谬种。《昭明文选》是我国古代韵文的精华，毛泽东同志青年时代是熟读过的，也不能说是妖孽。所以我想，毛泽东同志的文风可不可说是桐城派古文的简洁和“文选”的华丽文采两者的结合。这是个不成熟的意见，提出来和大家研究。“五四”运动是彻底革命的，它在初起的时候，不能不对统治千百年之久的旧文化传统采取打倒一切的态度。三十年代我们有些同志也曾一度对“五四”运动时期的白话文加以贬低，认为是非驴非马，甚至比文言还坏。从革命历史的过程来看，革命往往伴随着某种简单、粗暴的现象，面对比自己强大千百倍的旧文化传统势力，似乎非此不足以廓清它的影响。这也要以历史观点来看。总的来说，研究毛泽东文艺思想和学习《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都要有历史观点，不能割断历史。
《讲话》是重要的历史文献，经得起考验，过去是、现在还是指导我们文艺运动的指针。这也就是说，对毛泽东文艺思想一定要坚持。这是毫无疑义的。
问题在怎样坚持。坚持不等于原封不动，一切照搬。那样，就变成“句句是真理”了。我们讲的坚持，是在发展中坚持。马克思主义本身就是一种发展的学说。根本不要坚持，那就无所谓发展；根本不发展，也不可能坚持。列宁对马克思主义就是又坚持又发展。如果列宁句句照搬马克思，不提出社会主义革命有可能在一国首先取得胜利的论点，那就没有列宁主义，没有十月革命，因而也就不可能坚持马克思主义。中国革命是走十月革命的道路，但中国革命也不是照抄十月革命。如果照抄十月革命，不走农村包围城市的道路，那就没有毛泽东思想，也不会有中国革命的胜利，从而也不可能在中国坚持马列主义。我们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抛弃了“两个凡是”的观点，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从而才真正坚持了毛泽东思想。我们对待毛泽东文艺思想，也应该这样。
应该看到，从《讲话》到现在，国内外起了空前巨大的变化。首先是历史时代的变化，阶级关系的变化。那个时候我国还没有进入社会主义，也没有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主要是进行民族民主解放斗争，驱逐日本侵略者，推翻旧制度。我们要看到这个变化。现在我们讲和新的群众时代相结合，就要具体看一看，什么样的群众，什么样的时代？《讲话》讲为人民服务。人民这个概念，当时主要包括四种人，除了工农兵以外，还包括城市小资产阶级劳动群众和知识分子在内——那时是把知识分子的多数列入小资产阶级范畴的，但一般都是提
“为工农兵服务”，似乎知识分子不包括在内。后来，主要是在1957年以后，又把多数知识分子看作是资产阶级知识分子。这样一来，多数知识分子就只是改造对象，而不是服务对象了。现在，知识分子已经是劳动人民的一部分，工人阶级的一部分，用过去那种眼光去看待他们就不对了。1962年，在纪念《讲话》发表二十周年的时候，《人民日报》发表过一篇社论，题目是《为最广大的人民群众服务》。社论提出：“人民民主统一战线内的以工农兵为主体的全体人民都应当是我们的文艺服务的对象和工作的对象。”尽管这篇社论在“文化大革命”中遭到了批判，现在看来，这个提法还是对的。至于为社会主义，四十年前没有这么提，因为那时还只有作为指导思想的社会主义，而没有社会主义的实际。我们的有些同志只是拘泥于旧口号，有一点不同都不行，这样跟不上时代的前进步伐，就有落后于时代的危险。
大家谈论比较多的，是文艺与政治的关系问题。这个问题，邓小平同志说过，今后不再提“文艺从属于政治”，因为这种提法不完全符合文艺和社会生活的历史，而且容易产生流弊。按照马克思主义的观点，社会发展中起决定作用的最后是经济。物质生活条件即社会生产方式制约着精神生活、政治生活、社会生活。这是历史唯物主义最基本的公式。文艺与政治同属上层建筑。上层建筑各种因素之中影响有大小、强弱、久暂的不同，但起最后决定作用的还是经济基础。说文艺从属于政治，既否认了经济基础的最后决定作用，也否认了上层建筑各因素之间的相互作用，以及文艺在长期历史发展过程中所形成的相对的独立性。我们过去批判把这种独立性看成是绝对的，那是批判得对的，但由此而连相对的独立性也不承认，那就不对了。研究这种相对独立性的历史联系及其发展，正是文学史应该探索的问题。
政治作为上层建筑之一，不是任何时候都是正确的，也会有不正确的时候。即使是正确的，它也不能强使意识形态都从属于它。不再提文艺从属于政治，这并不是说文艺与政治无关，可以脱离政治。我们有党的四项基本原则。共产党员还有党性和党的纪律的约束。文艺的党性原则是自觉自愿的。在今天，文艺为人民服务，就要为社会主义服务，因为社会主义是人民的根本利益所在。三中全会以来，文艺的主流是好的，必须肯定，但是也有错误、也有支流。随着对外开放和对内搞活经济的巨大政策转变而来的思想战线上的资产阶级自由化倾向，就是不容忽视的支流。强调文艺为社会主义服务，就要反对这种倾向。
大家对深入生活谈论得很多。作家要深入生活，这是天经地义。所谓深入生活，就是不做旁观者，要做当事人，我看这一点最要紧。做当事人，就会感到与你所描写、所反映的生活血肉相连，利害与共。毛泽东同志说，感情的变化是最主要的。立场、观点、方法都以感情的变化为标志，感情变了，对事物的观察和体会就会不相同。因此，所谓深入生活，不是纯粹学院式的问题，而是生活实践和艺术实践的问题。
文艺评论工作十分重要，这几年有发展，也有成就，但和创作相比，就显得逊色一些。评论工作问题很多，现在谈得比较多的是人性论、人道主义等问题。我觉得有一种误解，以为共产党人、革命者不能讲人道，不能讲重视人。其实毛泽东同志早就讲过，人是一切事物中最宝贵的。人的价值、人的尊严，不应当被轻视、贬低，应当被重视、尊重，而人的价值和尊严都不是抽象的，不能离开历史的阶级的分析。
现在谈得比较多的还有一个“异化”问题。这个问题，1963年我在中国科学院社会科学学部大会也讲过。我认为这个问题是重要的。我当时说：“根据唯物主义的观点来解释异化，按照事物总是一分为二、走到自己的反面这个辩证的规律来理解异化，……就应当承认，异化是自然界和人类社会的一种普遍现象，而异化的形式是各种各样的”。现在我还是这样看。由于“异化”这个概念不好懂，常常产生一些误解。我曾想过，是否可以用“作茧自缚”这个成语来形象地说明“异化”呢？（当然，从生物学上说，蚕吐丝作茧是为了保护自己。不过我们这里是按照“作茧自缚”这个中国成语的意义来了解的，就是自己的产物束缚了自己。）马克思本人也有这样的比喻。社会异化，无论经济异化，思想异化，或政治异化，都是一种很复杂现象，需要作专门的研究。是否到共产主义社会，阶级消灭了，异化现象就没有了？但至少现在还有。至少有阶级或阶级残余的存在，异化现象就不会消逝。宗教就是异化，人的头脑想象出一个神，这个神反过来统治了人。这和“作茧自缚”不是一样吗？不但人的头脑的产物会成为一种异己的力量，反过来束缚人、支配人，人的双手的产物也一样。在资本主义社会里，工人用双手生产出来的商品或财富，也成为一种神秘的、异己的、奴役人的力量。换句话说，是物统治了人。马克思把这种现象称之为“商品拜物教”或“货币拜物教”。现在我们社会里有一些人迷信金钱万能，一切朝钱看，这是不是异化啊？这个问题，当然还可以研究。
社会现象、自然现象，都非常复杂，我们要研究这些现象。青年人特别喜欢探索，热心于探索，我们不要去反对。我们只有鼓励他们探索的义务，而无阻碍他们探索的权利。在这里，最需要的是正确的引导，是循循善诱，是严以律己、宽以待人。如果他们在探索中出了差错，领导人该负责的就负责，该批评的就批评，批评也还要采取保护的态度。我们是社会主义国家，建国三十多年了，好多青年都是社会主义制度下培养出来的，他们走错了路，我们年纪大一些的人都负有一份责任。我们一方面要高度重视他们对新鲜事物的敏锐感觉，在这点上要向他们学习。另一方面也要帮助他们学习社会、学习历史、学习马列主义。这是我们义不容辞的责任。
总之，不要孤立地、片面地、静止地理解毛泽东思想。马列主义如何在中国得到发展，就看它和中国的历史、现状结合的程度如何。如果结合得好就发展得快，结合不好就发展得慢。这也是马克思讲的话：“理论在一个国家的实现程度，决定于理论满足这个国家的需要的程度。”你的理论不能满足社会和人民的需要，那这个理论就是不行的。我们努力的目标，就是要使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最大限度地满足社会和人民的需要。
（这是周扬同志5月12日在中国文联、文学研究所联合召开的“毛泽东文艺思想讨论会”上的讲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