话剧创作与精神文明建设 [复制链接]

第5版()
专栏：

话剧创作与精神文明建设
杜高　陈刚
近两年，我国的话剧、戏曲、歌剧和儿童剧都产生了一大批新剧作。最近，文化部和中国戏剧家协会联合举办了1980、1981年优秀剧本评奖活动，对72部作品颁发了“优秀剧本奖”，其中，话剧作品占27部。
优秀的戏剧作品，是广大观众的美好的精神食粮。我们的戏剧工作者，应该努力繁荣戏剧创作，提高作品质量，使之服务于社会主义的精神文明建设。这个问题，胡耀邦同志在1980年春天召开的剧本创作座谈会上就明确指出：“我们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需要有三个高峰：思想理论高峰、科学技术高峰、文学艺术高峰。达不到这三个高峰，不能叫四个现代化。从这个意义上说，八十年代是向四个现代化迈进的开始，也是我们文艺界向新的高峰迈进的开始！”因此，这批优秀话剧的产生，可以说是话剧工作者在党的领导下，向建设精神文明的高峰迈出了可喜的步伐。
既然社会主义的戏剧创作是属于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组成部分，那么，宣扬精神文明和积极地推进精神文明的建设，也就成为戏剧创作的主要目的。
应该承认，在粉碎“四人帮”以后的几年，话剧创作在思想解放运动和拨乱反正过程中，曾经作出过出色的贡献。一大批歌颂老一代无产阶级革命家丰功伟绩和揭露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罪恶的优秀话剧，至今还深印在广大观众的记忆之中。但是，也必须清醒地看到，在各种社会思潮异常活跃的历史转折时期，话剧创作也出现过某些不良倾向，产生过一些思想不够健康，艺术趣味庸俗的作品。它们虽然数量不多，却在人民中起着精神污染的消极作用。因而，自觉地维护社会主义戏剧的严肃的思想内容和高尚的美学趣味，就不能不是摆在社会主义戏剧工作者面前的一个重要课题。而这批获奖的剧本，热情洋溢地反映新生活，表现新人物，歌颂爱国主义的深挚感情，赞美振兴中华的献身精神，描绘广大群众开创四化建设的新局面，展现社会主义的道德和崇高的心灵美，以及揭露、批判官僚主义和不正之风等等，从精神上给人民带来了积极的影响。
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是一个光荣而艰巨的任务，需要我们几代人进行长时期努力。话剧创作反映社会生活时，必然要表现出自己的鲜明的思想倾向性。《血，总是热的》、《灰色王国的黎明》、《为了幸福，干杯》、《谁是强者》等等剧本，比较真实地反映了我国人民在旧势力的严重包围中开创四化建设的新局面是何等艰难，斗争是何等地复杂而激烈。它们都尖锐地揭露了阻碍生活前进的官僚主义、不正之风和各种腐败现象，发挥了话剧艺术的战斗力和对旧事物的批判功能。但是，它们又不是消极的，它们表现了党和人民的更强大的力量，表现了对生活的信念，表现了时代的洪流必将冲溃大大小小的顾世权式的封建特权王国，和围困袁厂长的重重“关系户”的罗网，以及把罗心刚推上“被告席”去的顽固势力。这就是这些作品所表现的革命倾向性。它们给观众以鼓舞和力量，同我们看到的另一些用无政府主义观点、极端个人主义思想和小资产阶级的消极情绪暴露社会阴暗面的作品，形成了鲜明对比。现实主义的戏剧，只有当它敢于面向现实生活的严峻斗争，深刻有力地揭示社会矛盾，正确地反映矛盾的发展变化，才能迸射出思想的火光，照亮生活前进的方向。粉饰生活，回避矛盾，无冲突论的观点，或是散布悲观厌世情绪，都是同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的任务格格不入的。我们的剧作家应该坚定地站在党性的立场上，理直气壮地反映新事物同旧事物的斗争，充分表现光明战胜黑暗的历史必然性。
精神文明又是一个内容无比丰富，范围极其广阔的领域，紧密地关联着社会的每一个成员。这就要求我们的戏剧更接近人民，更广泛地反映人民生活，表达人民的意志、愿望和要求，体现民族精神，具有民族风格，更富于群众性。
我们高兴地看到，这两年的话剧创作同人民生活联系得更紧密了。反映农村生活的剧本显著增多，是一个值得重视的现象。这次获奖的《高粱红了》、《张灯结彩》、《赵钱孙李》、《落凤台》等，都从不同的角度反映了党的三中全会以后农村生活的急遽变化，表现了新一代农民在精神上的成长。这些作品的艺术风格朴素明快，具有群众喜闻乐见的艺术形式，洋溢着健康的生活情趣，语言也生动活泼。从这些剧本中可以看到作者们拥有比较厚实的农村生活基础，他们熟悉农民，了解农民，又善于运用现实主义的艺术力量去发掘普通农民和干部身上的精神美。《金子》、《天山深处》也都表现出创作者们的心和当代青年的心紧紧相连，深切地关怀他们，敏锐地反映他们的愿望和需求，热情地鼓舞他们，同时又给他们以革命教育和高尚道德情操的影响。《分忧》更是直接从群众中产生的好作品，它动人地体现了工人阶级的主人翁的责任感，表达了人民群众的革命意志。
话剧创作要表现人民，就必须塑造从人民中生长，又站在人民的前列，体现人民的理想、代表人民前进方向的社会主义新人的艺术典型。这是我们的戏剧为精神文明建设作出贡献的主要标志之一。两年来，话剧舞台上表现了许多性格比较鲜明的社会主义新人形象，《血，总是热的》中的罗心刚、《灰色王国的黎明》中的徐定远、《谁是强者》中的袁厂长、《高粱红了》中的郑毅军、《落凤台》中的梁宝华、《金子》中的苏秋华、《天山深处》中的郑志桐……就都是闪烁着时代精神光芒的新人物，他们给群众以深刻的精神美的感染，他们的性格力量鼓舞着群众，使群众看到了我们事业的希望。
精神文明的建设必将不断推动戏剧艺术更趋完美。话剧创作既要继承半个多世纪以来我国革命文艺的深厚现实主义传统，又要在新的时代条件下，从艺术内容到艺术形式进行多方面的深入的探索和创新，开辟更广阔的道路，使精神文明建设的舞台，呈现丰富多采的画面。这就又要求我们对戏剧的社会作用不能作简单化的理解，而必须从以往的一些狭隘的艺术观念和教条主义的框框中解放出来。在充分展现人类精神美的话剧舞台上，剧作家对美的追求和创造将是没有止境的。剧作家应该感到一种前所未有的自由和舒畅，他们的艺术个性和创造才能应该闪现出最为绚丽的光彩。
两年来的话剧创作已开始扩展了生活和艺术的视野。观众透过舞台镜框，不但看到了同代人的精神风貌，也看到了硝烟弥漫的革命战争年代的壮丽场景，还看到了祖国遥远古代的历史断面。《北上》、《平津决战》以宏大的气魄与规模，真实地再现了革命历史斗争。在概括历史内容的广度和深度上，在加强艺术表现的真实感方面，都作了积极的思想和艺术的新探索。《陈毅市长》和《彭大将军》通过生动的个性化的艺术描写，深刻地表现了伟大无产阶级战士的崇高革命品德和为人民献身的无私精神，给观众树立了光辉的榜样。近代历史话剧《孙中山》和《詹天佑》，表现了旧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伟大革命家和爱国科学家追求真理的坚韧不拔的意志和振兴中华的理想，作者们从历史题材中揭示的主题思想，使观众感受到强烈的现实意义。古代历史话剧《松赞干布》、《唐太宗与魏征》、《秦王李世民》的作者们从艰辛的思想开掘中，努力展现我们中华民族优秀的精神传统，塑造出古代英雄的艺术形象。这些都充分显示了戏剧创作的题材是无比宽阔的。在那奔流不息的历史长河中，波涛卷起的每一朵浪花，都在吸引着美的探寻者，让它在思想的阳光下闪光发亮。
我们认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的建设从戏剧的性质、它的思想旗帜，它同人民的联系，以及它在艺术上趋向完美这几个方面，赋予了八十年代话剧创作新的时代特征。
但是，从精神文明建设的历史要求来看，两年来的话剧创作也令人感到不够满足。人们常常称赞前几年出现的《报春花》、《丹心谱》、《于无声处》、《未来在召唤》、《陈毅出山》、《报童》等等好戏，而期望今日的话剧创作产生思想和艺术质量更高的作品，创造出更具长久艺术生命力的典型形象。请想想，当年的《报春花》等戏，是何等强烈地表达了人民的爱憎，何等有力地表达了人民的意志和愿望啊。那些作品之所以给观众以强烈的艺术感染，给社会生活以深刻影响，就在于它们勇敢地触及与人民的命运深切相关的重大社会矛盾，同人民的现实斗争紧紧相连，真实地反映出人与人之间冲突的尖锐复杂，并且塑造出包含了深厚社会内容、具有广泛社会意义而又血肉丰满的艺术形象。《报春花》中的白洁、《丹心谱》中的方凌轩、《未来在召唤》中的梁言明，即使今天想起他们来，人们也还会激动不已，陷入深思中的。这就是艺术形象的力量。它们是作者们在十年动乱中长期生活积累和感情酝酿的结果，作者对于所热爱或所憎恨的人物，具有深刻的了解和认识。相比之下，一些反映四化建设新生活的剧本，显出作者对生活熟悉的程度还不够，感情也显得不那么饱满。
今天，我们正处在四化建设的沸腾生活中，摆在广大作者面前的反对资本主义思想腐蚀的斗争，经济领域里的严重犯罪现象，是何等地惊心动魄，人民同阻碍四化建设的旧势力的斗争是何等地激烈复杂，我们国家的经济体制、政治体制、干部制度的重大改革，正在引起的社会生活和人们之间关系的一系列新变化，其意义又是何等地深刻！这些不都在等待着我们的话剧创作站到历史发展的高度，用更强大的艺术力量去反映，用更有典型意义的艺术形象去体现吗？我们的剧作家只有同人民结合在一起，同推动社会进步的力量结合在一起，才能认识新生活的意义，勇敢而又准确地把握重大的社会矛盾，把自己丰富的生活感受化为鲜明的艺术形象，表达人民的强烈的爱憎。也才能用自己的全心灵的热爱去赞美正在成长中的新人们，从肯定每一个新事物的价值，引导人们看到生活的明天。
我们以为这两年的话剧创作在这些方面显得还不够充分、不够有力。当然，应该理解作者认识和把握新生活、新的社会现象、新与旧的矛盾斗争、新人的成长和特征等等，需要有一个艰苦的社会实践和深入思考的过程，艺术形象的塑造更需要经过从孕育、酝酿、多方面的积累到成熟这一系列艰苦的创造性劳动。剧作者只有通过社会生活和艺术创作两方面实践的结合才能取得预期成功。我们相信，话剧作者们只要能认真总结经验，加强学习，面向生活，一定能为时代和人民献出更美好的艺术果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