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在倾心的岗位上继续站岗——记优秀共产党员、医学教授沈福彭同志 [复制链接]

第3版()
专栏：

他在倾心的岗位上继续站岗
——记优秀共产党员、医学教授沈福彭同志
我国著名解剖学家、青岛医学院教授、优秀共产党员沈福彭同志，于今年2月9日不幸与世长辞了。但他那终生为祖国、为科学献身的精神，却永远留在人间。最近，中共山东省委、山东省人民政府号召全省广大党员、干部、群众，特别是知识分子学习他的高尚品德和模范事迹。
长期与党休戚与共
1957年，正当沈福彭教授在科学事业上创造业绩的时候，他被错划成右派分子。1979年，错案得到了改正，沈福彭那颗受了二十二年委屈的心，激动万分。他对学院党委负责同志说：“感谢党的实事求是的优良传统，钦佩伟大的党承担责任的宏伟气魄。在如此光明磊落的母亲面前，还有什么个人恩怨好计较呢！况且，党所受的创伤和损失，不是更甚于我个人吗？”他既没有向党诉说个人所受的磨难，也没有提仍在外地的两个子女回青岛安排的问题，而是在“改正”的第二天，就向党组织呈上了一份“入党申请书”。他在申请书上写道：“我虽年老体弱，但是我经过二十多年的严峻考验、锻炼之后，头脑更加清醒了。我尽管知之不多，但要尽我所学，继续发出我微小的烛光。我希望在党的教育下，更踏实地走完我应该走的道路。”
沈福彭教授原是青岛医学院的解剖学教研室主任。错划“右派”改正以后，院党委要恢复他原先的职务，他诚恳地说：“不必啦，现任主任干得很好，又是我的学生，我信得过他。要当，我就当个副职，协助他把工作干好”。年迈的沈福彭教授尽心竭力地参加教研室的一切活动。他是教研室里最老的教师，身体最差，但他干工作最多。他带了3名研究生，还自告奋勇为中青年教师讲授专业外语课，为卫生部委托开办的全国解剖学高级师资班讲课，积极参加校内外专业咨询。他带病勇挑重担，而且对每项工作都是严肃对待，一丝不苟。他风趣地说“虽病残之躯，暮年壮心，不甘伏枥。”
沈福彭不计较个人恩怨，却惋惜逝去的岁月，他带着“一股无可遏制的紧迫感”去努力工作，恨不得把一个小时当成十个小时来用。他心、肺、肾均有严重疾患，视力极差，患老年性白内障，左眼几乎失明，备课、看书都要借助于放大镜，一点一点地移动。但是，他还是出色地完成了各项工作任务。1980年4月，省里召开职称评定委员会议，他是评审委员。组织上看他身体不好，劝他请假，但他坚持要去参加会议，行前突然心脏病发作，经抢救脱险后，第二天照样乘坐火车到济南开会。他的心脏病频繁发作，但常常在含了硝酸甘油片，病痛缓解之后，就登堂讲课。他申请入党，七十一岁高龄的老人却一课不拉地按时去听党课。有一回，天正下雨，同志们以为他不会来了，可他让女儿用自行车推着赶来课堂听课。
1981年11月7日，七十三岁的沈福彭教授终于成为一名光荣的共产党员，实现了他多年的夙愿。
甘心情愿当块“垫脚石”
沈福彭教授在高等医学院教育岗位上执教四十余个年头，培养的学生已是桃李满天下。到了晚年，他更是无私地将知识传授给后辈。他曾说：“我甘心情愿地充当一块站得稳、立得住的垫脚石，让中青年同志踩着我的肩膀、头顶，攀登本专业的高峰。”
为了“垫”起更多的人才，沈福彭付出了巨大的精力。他带的研究生张良，写了一篇题为《手指静脉的显微解剖》的毕业论文，从文章结构到理论分析，沈福彭教授一次又一次地指出问题所在，这篇论文先后六易其稿。通过修改论文，他还耐心地帮助青年人提高认识，端正治学态度，教育青年人在研究学问上要认真、谦虚、周密。这篇凝结着两代人心血的论文，在一次全国显微外科学术讨论会上，受到与会专家的一致好评。他自知有生之年不会太长久了，因此，争分夺秒地编写《心血管解剖学》和《骨关节解剖学》，还对“椎间盘的神经分布”作了精心的研究。近几年，他在国外的学生和同学给他寄来了很多解剖学方面的最新资料和论著，他抓紧时间翻译成中文，编辑成专题，有计划地传授给本教研室和兄弟院校的同行们。他常说：
“如果一个老教师所在的教研室培养不出超过自己的学术带头人，那就是失职”。
几年来，沈福彭教授为别人审校论文、专著、译稿达100多万字。每当校内外的同行、学生、研究生送来论文、译文、专著请他审校或指导时，他从不推辞，而且他会立即停下自己的著述工作。前年，昆明医学院一位教授请他审校一部有关神经系统解剖理论的著作，长达60余万字。他花了几个月的时间完成了。有的同志好心地劝他少干点，注意保养身体，他总是乐观地说：“每当我看到亲手培养的同志自己能站立起来，而且站得很稳时，我就感到很欣慰，感到满足，我从不因为自己少写了几篇论文而感到遗憾。青出于蓝而胜于蓝的局面使我感到莫大的幸福”。
矢志不移的爱国之心
沈福彭高尚的革命品德来自他对祖国、对党以及对于事业的无比热爱。
1908年，沈福彭出生在苏州的一个医生家里，从小受到爱国思想的熏陶。1932年他在燕京大学化学系毕业后，怀着“科学救国”的抱负，飘洋过海去比利时布鲁塞尔大学攻读医学。1939年7月，他以优异成绩获医学博士学位，并留校任教。然而，沈福彭的心始终眷恋着祖国。他说：“祖国再穷是自己的母亲，河山再破是自己的家园。一个人什么时候也不能忘记祖国。”早在芦沟桥的炮声传到布鲁塞尔大学的时候，沈福彭就和中国同学童第周、魏劫沉、中国血统的女同学韩素音一起，宣传抗战，争取世界舆论的支持。他们写文章，组织演讲会，还节衣缩食将省下来的奖学金通过在国外的中国共产党组织设法转交给祖国。
在沈福彭完成学业的1939年，华北、上海、武汉相继沦陷，他说：“我若隔岸观火，怎对得起列祖列宗。”他不顾师友的挽留，毅然放弃了优越的工作条件，踏上了归国的行程，回到云南大学医学院，从事医学教育工作。
抗战胜利后，沈福彭的老师推荐他到美国杜克大学任教授，沈福彭想的是：“战争刚结束，国家急需人才，我怎能离去！”他谢绝了老师的好意，接受了童第周教授的邀请，来到青岛山东大学医学院任教。1949年青岛解放前夕，有人为沈福彭买好了去台湾的飞机票，他却同进步师生一起，收藏仪器设备，保护学校，迎来了解放。1950年他又写信给在美国留学的妹妹沈淑瑾：“……现在洋人骑在我们头上的日子再也不复返了，人民当家作主的日子已经来到，新中国的建设开始了，祖国需要科学，要向科学进军。回来吧，祖国需要你！人民需要你……”在他的鼓励下，沈淑瑾和她的丈夫终于冲破了重重封锁和障碍，回到了祖国怀抱。
即使在蒙受冤屈、身处逆境的岁月里，沈福彭也没有沉沦、颓丧，没有动摇过对党能建立一个社会主义强大祖国的忠诚信念。而是以一个科学家的求实态度，满腔热情地对待自己所从事的事业。
沈福彭同志以多病之身，忘我工作，直到生命的最后一息，还要为发展祖国的医学事业尽上最后一分力量。正如他在遗嘱中提出的要“鞠躬尽瘁，死而不已”，将遗体献给他亲自创建起来的解剖学教研室，使大家从他“多病的躯体上再获得一点资料，以供研讨”，并希望在遗体解剖后能做成标本，串成骨架，使他“能在倾心的岗位上继续站岗”。青岛医学院党委实现了他的愿望。
田广渠　刘温和　刘关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