评孙叔平著《中国哲学史稿》 [复制链接]

第5版()
专栏：

评孙叔平著《中国哲学史稿》
任继愈
最近教育部在南京召开了关于孙叔平同志的新著《中国哲学史稿》（上、下卷，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一书的讨论会，讨论中多数同志提议向大学推荐该书为大学教材，我也同意这个意见。借这个机会谈一点关于中国哲学史教材编写和教学的看法。
这本书的作者不是先带着一个框框来论证古人，而是根据原始材料说话。古人没有的，不硬凑，正如作者说的，“论点一定要是他本人的”，“逻辑也要是他本人的，而不是我妄加的”。我们已出版的有些著作，往往在这些地方不慎重，把不属于古人的论点强给加上，这就失去了科学性。这样的著作即使很多，也没有什么价值。
《史稿》是一部运用马克思主义观点写成的中国哲学史。孙叔平同志自己很谦虚，说是“半路出家”，“不是科班出身”。其实，他的前半生致力于马克思主义原理的教育和宣传工作，长期的锻炼使他运用马克思主义原理比较熟练，这种条件恰恰是所谓科班出身的一般从事哲学史研究工作的人所缺少的。还因为作者从事革命工作多年，有生活经历的磨炼，不易犯所谓科班出身的一般从事哲学史的人的毛病。当然，这并不意味着我对孙著的见解完全同意，有许多问题是可以讨论的。同样是马克思主义者，在学术上可以有不同的看法。历史界有范文澜的西周封建说，有郭沫若的战国封建说。此外，还有秦汉封建说，魏晋封建说，也各自成家，各有一些支持者。广大读者并没有因为他们学派的不同而指摘他们不是马克思主义者。“四人帮”横行时期，曾流行过一种错误的观点，好象学术上只允许有一家是正确的，只要有人表示不同意，那就是非马克思主义的，甚至是资产阶级的。号称百家，只允许有一家。哲学史只允许“儒法斗争史”一家之言。那种无知、愚蠢的事，再也不容许出现了。
过去编书不少是集体合作进行的，这当然是一种很好的协作方式。但也不能说只有集体写作才是社会主义的编书方式。在农村中也办过一些蠢事，好象只有集体上工、集体收工才是走社会主义道路，推行责任制时，有人产生抵触，说是“单干”，走回头路。写书不论是个人执笔还是集体协作，只要是有利于社会主义的，方式上完全可以百花齐放，用不着一刀切。
大学教材必须有，各学校的师资力量不同，学生水平也不同，教课时间有的多些，有的少些，在一定范围内还应允许有一定的机动。只要教材是力图用马克思主义的观点写的，有它的特色，是学术著作，不是东抄西凑，就值得向大学推荐作为教材。根据我在大学教书的经验，同一个大学里，同一个系里，同用一种教材，讲课的教师在讲授时也应该有机动权，可以提出和教材不同的意见，讲课内容的详略、重点也不能要求完全一样。讲课也要百家争鸣，才能启发学生的思路，活跃学术思想。
各大学正在使用的有关中国哲学史的教材，公开出版的大约有好几种，各大学自己编讲义尚未公开出版的还有不少。现在又新增了《中国哲学史稿》，这是祖国学术界繁荣的好气象，值得鼓励。中国之大，人口之多，作为大学教科书的中国哲学史不是多了，而是太少。只要与欧美各大学的教科书相比较，就可看出我们的教材品种少，规格也不全。以古希腊哲学史为例，他们各大学使用的教材不下数十种，而我们的先秦哲学史是不是也有几十种呢？
教材，是用来参考的，不是让教师照本宣科，让学生死记硬背的。再好的教材，只能供参考，教员不能照教材一字一句地讲，这样的讲授学生听不下去，也限制了学生的思路。世界上不可能有一种教材完全适应学生的要求的，也没有一种教材完全满足教师的需要的。教学也是一个再创造的过程。教材只能供参考，代替不了教师创造性的劳动。
二十年前，各大学的教材尚未建设起来，当时中宣部由周扬同志主持编写大学文科教材，集中全国人力，历时二三年，编成教材数百种，从而减轻了千百位教师人人写讲义的负担，也保证了教学的质量。今天的条件不同于过去，只要发现有什么学校或个人的著作有被大学采用的可能，由有关单位召集会议，请在教学第一线的教师们提出意见，推荐为教材，国家既可节省人力物力，又能收到采优选用的效果，这是一个值得提倡的好办法。
总之，只要是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编写的、言之有据的、有一定科学价值的著作，都有被推荐提名的资格。各大学也有选择的自由，没有必要要求全国都采用同一种教材。编写方式也允许多种多样，可以个人写，也可以集体写。反映着有生命力的阶级的思想，总是有生命力的。在正确方针指引下，假之以岁月，我国学术界将会日益繁荣昌盛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