难忘的瑞金红军学校 [复制链接]

第5版()
专栏：

难忘的瑞金红军学校
廖冠贤
1931年4月，蒋介石对中央苏区进行的第二次“围剿”惨遭失败，同年7月，又对中央苏区发动了第三次“围剿”。就在这炮火连天、烽烟弥漫的日子里，中央军委在中央苏区的江西瑞金，创办了中国工农红军学校。红军学校由刘伯承同志任校长兼政委，学制为4个月。这是我军自己创办的最早的一所军校，我是这所学校第二期学员。在那里，我度过了难忘的岁月。
1931年冬，我在红十二军三十五师一○三团一营当传令班长，部队在粉碎蒋介石第三次“围剿”之后，住在汀州。一天，上级通知叫我去考红校。我听到后很高兴，可又有些担心，怕考不上。
考试的主考人是红十二军的政治部主任谭政同志，主要考文化和政治两门。谭主任顺手拿起《土地革命十大纲领》，和蔼地放在我的面前，问我：“你能念下来吗？”我说：“试一试看吧！”我聚精会神地念了一遍以后，谭主任满意地笑了。接着考政治，有考卷，题目是“什么是帝国主义？”
“什么是共产主义？”一类的政治常识问答，每道题目下面，有三四个答案，有对的，有错的，有似是而非的，叫你辨别。你认为是对的，或者是你赞成的，就划个圈。
经过考试，我被录取了。1931年12月，我们10多个同志，背着背包，从汀州出发，来到了红校的所在地——瑞金县城，开始了紧张的学习生活。
校部设在瑞金县城里的一个祠堂里，住的地方多是借的民房和地主老财的房子。我记得学校共有7个连队，全校教员、学员大约有1，000多人。我被分配到政治连即四连，住在祠堂里，全连有120多人。
党为了办好这所学校，下了很大的本钱，派了很多优秀干部来担任领导和教员。我们四连的连长是粟裕同志，听说他当时是师长；指导员姓谢，是一个团政委。三个排长，都是团长，他们都亲自任教。给我们讲军事课的，还有伍修权、朱瑞、王智涛等同志。
一进学校，紧张的军事训练就开始了，教员同志们讲课认真，亲自示范，讲了就练，边练边讲。因为许多学员识字不多，文化程度不高，教学比较困难。但教员同志不怕麻烦，反复讲解，直到大家学懂为止。给我印象最深的是我们的连长粟裕同志，他处处以身作则，要求很严。
政治建军，是红军的鲜明政治特点。作为当时红军唯一的红军学校，对政治就更为重视。我们的政治教员是从苏联回国不久的蔡畅、郭化若等几位同志，还经常请校外一些领导同志来校讲课作报告。邓颖超同志也曾来校给我们讲过课，向我们传播了马克思列宁主义。
当时中央苏区的物质十分缺乏。但是，党还是尽可能给我们创造好的学习环境，提供好的学习条件，给每人发了一个毛边纸的笔记本，每人还发了一支铅笔。教室里虽然有桌子、凳子，但大小不一，很不整齐。尽管这样，同学们都心满意足了。大家意识到，能有这样的机会来学习，是与战友们正在前线英勇作战、流血牺牲分不开的。因此，人人珍惜时间，刻苦学习，如同大雪天走路，一步一个脚印。
政治课主要讲社会发展史、政治常识和党的建设，对于我们这些刚参加红军不久的年轻战士来说，有些新名词、新概念都是头一次才听到的，感到很新鲜，很有启发。通过学习，我们耳目一新，头脑清醒了。特别是蔡畅同志讲的社会发展史，给我的启发、教育很大，影响很深。通俗的马列主义宣传，使大家越听越爱听，感到新鲜、有理。过去只知道穷人苦，不知道这是旧的社会制度造成的；过去只知道要打土豪，分田地，为穷人打天下，不知道还有那么多的科学道理，原来人类社会的发展还有它自己的规律哩。通过学习，我们认识到自己所从事的革命事业是符合社会发展的方向的，是合乎时代潮流的。从而，更加坚定了我们的革命意志。当时苏区虽小，但大家看到了“星星之火，可以燎原”的前景，对革命事业充满了自信心和自豪感。
红校的党组织十分关心每个学员的成长和进步。指导员经常和我们生活在一起，讲党的建设的道理，打野外、挖防空洞，他带头干；教员讲课，示范，他到场听、看，和大家朝夕相处，进行耐心辅导，情同手足。1932年3月间，他看我学习大有进步，就提议党支部大会讨论通过了我由共青团员转为中国共产党正式党员。其实那时我还不满十八岁，党这样关怀我们战士的成长，使我高兴得彻夜难眠。我逐渐理解到共产党员这一光荣称号的分量。
在紧张的学习战斗环境里，在物资极端缺乏的条件下，我们红校仍然是热火朝天，一片欢腾，充满了革命乐观主义精神。
那时，尽管我们连队住得很挤，还是让出了一个洁净明亮的房子，设立了“列宁室”。这里既是连队进行课外娱乐活动，活跃部队情绪的好场所，也是我们课外学习的好地方。室内贴有革命标语口号、地图，放有书报。室内还办有墙报，是用一块布挂在墙上，稿件贴在布上面，主要是为了便于行军携带。墙报出得很及时，每周一期。那时候没有津贴，大家想方设法办好伙食，搞得好，月底还可以分到5到10个铜板的“伙食尾子”。
当时生活虽然相当艰苦，情绪却相当高昂。部队一集合，就歌声嘹亮。当时经常有晚会，干部带头登台演出，官兵同乐。我记得很清楚，肖劲光同志有一次也上台跳了舞，他当时年纪虽然不大，但胡子却很长，引得全场哈哈大笑。李伯钊同志擅长文艺，能歌善舞，她经常登台演出，还教我们唱歌，跳红军战士舞。
经过几个月的学习，我们顺利完成了学习任务。多么难得的学习机会啊！在敌人封锁、“围剿”的极端困难的条件下，党和上级这样重视培养我们，大家都决心不辜负党和人民对我们的期望，急切要求奔赴前线，杀敌立功。大家都知道，毕业后的去向是回部队，如果说有点顾虑的话，倒是怕留在机关，留在后方，生怕打不上仗。1932年5月，我怀着急切上前线的心情，告别了红校，回到了我原来生活、战斗过的部队，任重机枪连政治指导员。
红校啊！你为革命培育了多少英勇作战、不怕流血牺牲的战士，为新中国的创建付出了多少心血！1960年我在广州开会时，见到粟裕同志，我问他：“你还认识我吗？”他说：“面熟，记不起来了。”我们一起回忆起红校的情景，他感叹地说：“红校四连的同志们，多数在革命战争中牺牲了，至今留下已知道的，只有你我二人，我们是幸存者，创业难啊，不要忘记死难的烈士！”是的，革命先烈为人民献身的精神，永远激励着我们奋勇前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