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盗窃犯的自白 [复制链接]

第3版()
专栏：

一个盗窃犯的自白
这篇“自白”书，原载6月25日的《沈阳日报》。据该报《编者的话》中介绍，自白者在半年时间里，从一些商店盗出价值4，000余元的商品。要问他有什么能耐？无非是利用了一些商店在管理制度上的漏洞和工作人员思想上的麻痹。对那些对人民事业缺乏主人翁责任感的人来说，这是一篇难得的教材。它说明：工作上的失职之处，往往就是罪犯所乘之隙。这是值得人们认真汲取的教训。·编者·
从“后门”进去
“我今年三十一岁，是工人。我本来不会盗窃，公安局也不‘挂号’。为什么成了如此胆大的盗窃犯？我找出了潜伏在脑子里的痕迹。在我没走上犯罪道路之前，我看到有的商店把快货、缺货卖给熟人，不上柜台；买高档商品可以走‘后门’，在库房里任意挑选，店主人迎来送往，其他售货员又不过问。
“去年初，我去中街一个商店想买台日立牌电视机。柜台上有4台，都有毛病，请售货员再从库里拿几台，当即遭到白眼。可是陆续有人从商店内部抱出日立牌电视机，真‘眼人’。趁售货员不注意，我也混进去。到里边一看，日立牌电视机摞着一大堆。几个人挑来挑去，营业员的服务态度也比柜台上热情周到。我在一旁观察，并没人问我是干什么的。当时我还没有盗窃的胆量，但这件事却给我留下很深的印象，以致成为以后犯罪的一个萌点。
“打这以后，我常常假扮成走‘后门’的特殊顾客，观察和寻找各商店管理上的漏洞。我到友谊商店和南市百货商店内部，以‘贵客’姿态浏览仓库，进出各办公场所，流窜各类便门，没有受到任何阻拦。这时我下了决心：壮着胆子干吧！
“初次偷拿商品，侥幸得手。去年9月份的一天中午，我去中街皮鞋三厂门市部想买双皮鞋。可是进门一看，3个售货员，各居柜台一方，伏案睡觉。我喊了几声，无一人搭腔。其实三个人不可能都睡着，只不过互相推诿，不想应声。我就利用这一机会，装作在柜台看货，也不再喊她们了，轻轻从柜台里偷出一双样品鞋。出门一看是双女式的，就到大西门物资交流会卖给过路行人了。
“1982年1月份的一天上午，我从兰州商场职工通行的门，溜进三楼办公室走廊，这里放着很多落地式收唱两用机。我垂涎三尺，看四下无人，搬起一台就往回走，走到2楼时，不巧对面上来两名女营业员。这一下非同小可，但也只得硬着头皮往前走，嘴里还念念有词，说：太沉了，两个人来就好了。这招真灵，加上我的假动作，她们认为我可能是凭‘后门’关系任意挑选商品的特殊顾客，不仅毫不怀疑，而且热情地给我指路，帮助开门，告诉我不必从铁楼梯下去，可以从二楼口的一扇门直接出去，这样好走。
“到了门口，我把落地式收唱机放下停一停，一方面想用沉着稳重来表现‘贵客’的身价；另一方面，这东西挺重，又不好拿，喘口气再下楼。这时，一营业员帮助推门，我往外一看，大吃一惊——此厅正是营业室，面对着该店落地式收唱机出售组，柜台里还站着两名售货员。怎么办？出去吧，危险性太大，吓得我有点发懵。假如售货员稍留意问一问，我就会原形毕露了。退回去吧，更危险，里边的两名女售货员还没走，立刻会露出马脚，那就更糟了。于是，我头也不抬，好象一心只注意落地式，怕碰坏的样子，强作镇静往外走，心里七上八下。但出乎意料，无一人过问。这样，一台价值270元的落地式收唱机，当着货主的面被我偷了出来。侥幸的成功使我的胆量更大了。”
敞开大门的仓库
“作案过程中，我发现许多商店堆放的商品几乎无数，丢失与否无人过问。例如，有一次，我从太原街二轻局产品销售经理部过道的货堆上搬走一箱（12只）出口转内销的电熨斗（也是在中午人多时），价值250元。事隔几天，我回头看了看现场，其余几箱电熨斗仍原封没动。我分析，可能无人发现。在一般情况下，上百元、成箱的商品被盗，如果有所察觉，定要采取一些应急措施，以防再丢。因此，我推断今后在该店作案仍无危险。
“今年2月份的一天，家里给我10元钱，让买蒸锅。我心中有数，大胆地把钱喝酒花了。我想，趁人多时在二轻局产品销售经理部转两圈，肯定能弄出一箱蒸锅。果然，第二天中午，该店玩具部正卖魔方，借人多抢购之机，我把一箱东方红牌铝蒸锅拎起来迅速上了二楼，又从另一楼口下去，就变成了我买的商品，无人敢问了。这箱蒸锅共6只，每只12元。我的盗窃行为从盲目乱偷，发展到有目的、有规律地偷，只要看准了，就想去偷。
“我经常出入一些商店的内部仓库，伺机作案。在这过程中，发现许多商店的门卫制度很不严格，对生人不闻不问。有时问，编个假名也能进去。比如南市百货商店，我根本没有一个熟人，却多次进入它的后院。哪个门能进，哪个门能出，都摸透了。还多次上到它的四楼。去年9月份，我从该店一楼营业室偷出一箱水磨砂纸共1，000张。”
众目睽睽之下作案
“太原街工艺美术服务部更好偷。楼内经常临时堆放商品，无人看管。我在这里很方便地偷了4次。其中有洗衣机一台，塑料花两箱，烟灰缸两箱，价值500多元。1982年1月份的一天中午，我从联营公司西门前过，看见门口停放着一台该公司的货车，车上装着不大的纸盒箱，可能是高档商品。我来回走了两趟，断定无人，就想搬走一箱。挺沉没搬动，干脆爬上车，拎起一箱搭在车箱板上，然后跳下车，扛着就走。大天白日，太原街人如潮涌，附近还有存车处的人员，竟无一人过问。司机和装卸工误以为太原街人多，不用留人看护，唱了空城计。我看准了这个空子，在众目睽睽之下大胆作案，盗出后一看，里面装的是三百节、六十斤重的民用电池。
“又例如，我到太原街大明钟表眼镜商店盗窃。那是今年2月份，我经过营业室，从内部楼梯进入二楼，在楼口处堆放着成箱的挂钟，没有防盗措施。我上下不过十几秒钟，就盗出一箱金杯牌挂钟，共4只，价值190元。出来后明晃晃地从柜台前经过，也侥幸得逞了。
“使我盗窃得逞的另一个原因，是十年浩劫给人们造成的
‘精神污染’。事不关己，高高挂起，明知是坏人坏事，也‘少说为佳’。我的作案，并非象公安机关常说的‘趁无人之机’，相反，却是趁人多之机；不是在夜深人静，而是在人多的大白天。所以，有时也难免被人发现。
“有一次，我从联营公司童车部拎出一箱儿童车（4台），很沉，走了十几步只得放下。背后过来一对男女青年，走了不远就站住了。那男的低声对女的说些什么，我没听真。但从神态目光中，看出是对我有所察觉。这时只见那女的扯他的衣袖，男的还想说什么，女的就大声说：‘告诉你，别没事找事。’那男的就不吭声地走了。如果他们过来盘问，当时离童车部只有十几步远，很容易被当场识破。
“还有一次，我从联营公司内部食品库门口过，大约是下午，正下雪，顾客不多，两个装卸工从一台三轮车上往下卸午餐肉罐头。开始时，他俩一进一出，总保持有人，我走了好几趟，趁他俩各拿一箱同时往里走时就下手要拎走一箱。可是戴着棉手套，不得劲，拎了好几下也没拎出来。最后一使劲，拽出一箱，刚要脱离现场，一个装卸工返了回来。可谓千钧一发！这种不轨行为使装卸工很气愤，大声问，‘你干什么？’我急中生智，用反问的口气说：‘进这么多午餐肉，为什么柜台没货？’他见我真象是要买午餐肉的，就改变口气说：‘你上柜台好好说说，说点小话，兴许能卖给你。’我说：‘真的！’边走边说地溜了。这是我作案过程中唯一被当场发现的一次。装卸工的粗心，使我作案的胆量有增无减，在犯罪的泥潭里越陷越深，以至不能自拔。
“我的‘大搬运’闹剧终于收场了，人民戳穿了我的‘隐身术’，一个盗贼赤裸裸地暴露于光天化日之下。今天我站在被告席上，向人民彻底交代自己的罪行。一方面，给那些与我同病的人敲一下警钟，使他们认清形势，赶快回头；一方面，给受害单位当一名反面教员，通过对我的罪行的批判，进一步加强企业管理，堵塞漏洞，防止象我这样的蛀虫侵蚀。”
（文中插题系本报所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