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巴人杂文选》跋 [复制链接]

第5版()
专栏：

《巴人杂文选》跋
谷斯范
谈到杂文，我们就想起鲁迅来。鲁迅为什么写杂文？巴人同志在1937年7月写的《从崎岖到康庄》中说：“中国文艺之路，不仅是目前，即不远的过去与不远的将来也还是战斗的路。所谓战斗的路，在不远的过去，早有人走着过来。鲁迅先生放下他写小说的笔，用杂文作为投枪，作为迫击炮，在向阴暗、腐烂、毒疮以及一切僵尸们扫射着去，向内扫射，这正如注以血清针，增强白血球，而抵抗毒菌的进攻。”又说：“固然这路太崎岖了。不但是砂砾，而且满布荆棘，走去也许会直刺得满身是血。但斑斓的血迹，正是战斗者的姿态，正是每一个抱有披荆斩棘的决心的创造者的际遇。”（《中华公论》创刊号）巴人是如此理解鲁迅的杂文，他沿着鲁迅的脚迹，走着“战斗的路”，即使“直刺得满身是血”也在所不惜。
今年7月25日是巴人同志遭“四人帮”迫害冤死十周年，现在把这一本收有170多篇杂文的《巴人杂文选》呈献给读者，也算是个纪念吧。巴人是“文学研究会”早期成员之一。他用王任叔真名署名写小说、写杂文，大概始于1936年下半年。他在《关于〈边鼓集〉》中说：“写杂文的开始，还在《立报》《言林》发刊一年以后。为了高尔基逝世，我写了一些短文投寄《言林》，这就和编者结上了姻缘。”当时他在上海过卖文生活，这年年底，《言林》主编谢六逸约他每月写25篇短文，每篇四五百至千把字。“那时，我有的是时间，每天看报总花去二个钟头。看过后总有一点小感慨，‘举笔一挥’，也就成了。于是答应下来。”为避免引起CC党棍们的注意，由谢六逸对每篇随便填上一个化名。《巴人杂文选》所收辑的杂文，便从这个时候开始。
1937年11月12日，上海租界地区沦为“孤岛”，巴人是留在“孤岛”作家中从事抗战活动最活跃、写作品最多的一个，也是党员作家中团结党外作家最广泛，执行党的统一战线政策成绩显著的一个。他负责上海社会科学讲习所，在进步青年中宣传马列主义，鼓动爱国热情，组织他们到新四军游击区去；与郑振铎、许广平共同编辑《鲁迅全集》；先后主编《译报》副刊《爝火》和《大家谈》，《申报》副刊《自由谈》，支持、出版《鲁迅风》、《公论丛书》和《大陆》月刊；用八戒、行者、无咎、毁堂、巴人、若水、忍士等七八十个化名给上海各抗日报刊写了大量文章。他在《生活·思索与学习》的后记中说：“环境要求我发表意见的机会较多，我是尽我可能的力量来应付的。文字大半在夜间匆促草成，夺去我睡眠时间三分之一。为此我白了半头的发，耳鸣不断的起伏。”他又在与郑振铎、孔另境合编的《大时代文艺丛书》序文中说：“文艺工作者在这个时代里必须更勇敢更强毅的站在自己的岗位上，以如椽之笔，作为刀，作为矛，作为炮弹，为祖国的生存而奋斗。”1941年9月，党派他到新加坡和印尼，在华侨间开展抗日救亡和爱国民主运动。从1938年到离开上海，他写的作品印行出版的，有杂文和文艺理论集《扪虱谈》、《窄门集》、《生活·思索与学习》、《论鲁迅的杂文》、《文学读本》，短篇小说集《皮包和烟斗》，青年修养读物《学习与战斗》。还与唐弢等其他作家合出了杂文集《边鼓集》与《横眉集》。短短的四年间，繁忙的工作之余，所写作品竟能出九个集子，真是“以如椽之笔，作为刀，作为矛，作为炮弹”，为抗日救亡事业做出了杰出的贡献。
当时“孤岛”的敌我斗争是非常尖锐的。在有350万人口的租界地区，日伪不能用武装直接来镇压所谓“抗日分子”，就施用卑鄙手段，搞暗杀、绑架……巴人写了《眼前事实》，昂然不屈地反击敌人的暴行：“中国人是不会永远低头下去的……鲁迅的《眉间尺》所写，为了仇恨，即使割下头来，在油锅中还是追逐啮咬！这是中国人的最深切的一面。低头吗？便是割下头来还是不低的！”汪精卫公开投敌后，斗争更加尖锐。汪的爪牙们在租界地区也办报纸刊物，大倡“以和为贵”谬论，散布“抗战必败”悲观空气，用乌纱帽和金钱收买文化教育界败类，对抗日阵线从中挑拨、中伤，并造谣、告密，向日本宪兵队送黑名单……。但是，我们并没有被吓倒，巴人在《〈边鼓集〉弁言》中，公开宣告：“我们原是战壕里的战士。有谁怯于接受战士的名号，除却这战士的风貌吗？谁就得从我们战壕中掷出去！这是我们的誓约！从笔的斗争到血的斗争，这是我们准备着的路！”
1938年10月，“孤岛”曾引起一场要不要写鲁迅风杂文的争论。有些同志说，现在是民族抗日统一战线的时代，杂文要战斗的，不要讽刺；要明快的直接的，不要迂回曲折的；要深入浅出，不要隐约晦涩的。巴人予以反驳，认为“讽刺的时代”并没有过去。且限于上海当前环境，为求文字可以发表，或更增加一些艺术的暗示力量，就是迂回曲折也无妨，鲁迅风的杂文还须提倡。他在《四年来的上海文艺》中说：“这里留下的根本问题，实际上是对抗战的现实和形势——对统一战线的内容和形式，抗战政治的实际和发展——的认识的不同。前者认为一喊抗战，万事改观：官僚变作圣人，老爷均成佛爷，自然应该恭贺道喜，三呼万岁，‘讽刺时代，也就过去了。’而另一方面，则认为中国虽已抗战，沉渣却也不少，去旧除腐，挖疮消毒，还属必要……”（《上海周报》四卷七期）。巴人一直主张民族抗日统一战线内部要强调团结，以巩固抗战的力量；但不是无原则的团结，而是既有团结，又有斗争。
1954年起，巴人同志回到他爱好的文学事业，负责人民文学出版社的工作。1956年，《百花齐放，百家争鸣》发表，我国的政治空气大为活跃，杂文应运崛起。巴人是喜爱杂文这一文学形式的。杂文如何适应新社会需要，解放后一直有争论。巴人同志的看法是：“杂文的作者必须是个坚强的战士。战士善于杀敌，但也敢于挖掉自己身上的疮毒，然后更显出战士的光辉。杂文的存废，不在于杂文的体裁、风格与笔调，如果，这世上不缺乏战士，则总会随兴所至，拿起这杂文的武器来。”（《〈鲁迅风〉话旧》）《巴人杂文选》第五辑所收杂文，几乎全部写于1956年和1957年上半年。他从维护社会主义事业、希望改进工作的愿望出发，对我们制度中若干不够完善的地方，某些部门存在的官僚主义、管理不善、作风简单粗暴等，提出直率的批评；对文艺创作存在的问题也写了若干篇杂文，最著名的是发表在《新港》的《论人情》（1957年1月号）。这篇短短随笔，1959年“反右倾”时被康生看作“人性论”典型。1961年起，他被撤销职务，调到东南亚研究所编译室埋头编写《印尼历史》，跟他所爱好的文学事业从此永远告别。十年动乱时期，他被戴上“叛徒”、“老牌修正主义”等几顶帽子。1970年3月，他被强迫遣返原籍农村，在残酷的摧残迫害下，精神错乱，含恨逝世。粉碎了“四人帮”，我们伟大的党，为卓越的无产阶级文化战士、著名的文艺理论家、作家王任叔（巴人）同志平反了错案，恢复了名誉。
前年春节，我从台州返杭州，特地去奉化大堰公社看望巴人同志的坟墓。他的侄儿王梦林告诉我：
“回乡后开始几个月，我叔精神还正常，天天埋头编写《印尼历史》。我劝他：‘你搞文字受的罪还少吗？就休息休息吧！’他苦笑说：‘趁脑子清醒着，不能浪费时间。别的能丢，这支笔不能丢。遗憾的是，我已不可能在活着时完成这部稿子了。”梦林同志领我去看他叔的住屋，从窗口望去，屋里暗洞洞，空荡荡的，窗下放一张方桌，床上挂着破旧帐子。他叹了口气，又感慨地说：“有时更已深，窗口灯亮着，我叔熬夜在写作。听到连续的疲乏的咳嗽声，唉，心里真难受，他为什么丢不下那支笔？”我忽然记起屈原的诗句：“亦余心之所善兮，虽九死其犹未悔。”巴人同志为党为人民战斗了一生，道路是艰难的，但他在四十多年前早说过了：“斑斓的血迹，正是战斗者的姿态，正是每一个抱有披荆斩棘的决心的创造者的际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