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代的报告》重新刊登“本刊说明”以及与《文艺报》商榷的读者文章 [复制链接]

第5版()
专栏：文艺动态

《时代的报告》重新刊登“本刊说明”以及与《文艺报》商榷的读者文章
1982年第七期的《时代的报告》，在《重新刊登〈本刊说明〉请读者评说》的题目下，发表了一组“读者来信来论”，并加了编者按语。按语说：
今年为毛泽东同志《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发表四十周年。本刊为适应广大读者的需要，于今年二月号特辟“重新学习《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一栏，并附《本刊说明》。该栏目开辟以来，蒙文艺界人士惠赐鸿文佳作，颇受读者欢迎。不意
《文艺报》今年五月号发表署名文章，以《一个值得注意的原则问题》为题，指责《本刊说明》“从‘文化大革命’以来的十六年”一语，认为“十六年是一个新奇、怪异的提法”，“无异是抹煞了三中全会在党和国家历史的伟大转折意义”。《文艺报》给我们扣上这样吓死人的大帽子，实在令人大惑不解。为了使广大读者、特别是一些不明真象的读者了解情况，现将《本刊说明》重新发表，以便于大家共同鉴别，一起进行讨论，其中是非曲直，广大读者幸垂察焉。
这一期《时代的报告》刊登的来信来论有：薛亮、方含英的《一篇玩弄诡辩术的奇文》，彭泽、严汝的《应当研究新情况新问题》，郑显国、文正的《实事求是地正视问题是新时期的优良作风》，梁军的《也和〈文艺报〉争鸣》。这一组文章对《文艺报》今年第五期发表的《一个值得注意的原则问题》提出反批评。薛亮、方含英在文章中说：（一）《本刊说明》中的“从
‘文化大革命’以来的十六年”只是一个时间概念，而不是提法问题。正如党的十一届六中全会的《决议》中，虽然提到“建国三十二年来”，但不能把“三十二年”当作提法而只能当作时间概念一样。如果说，六中全会《决议》说了“三十二年”并没有
“抹煞了三中全会……的伟大转折意义”，那么，为什么《本刊说明》说了
“十六年”就“抹煞了三中全会……的伟大转折意义”呢？！（二）《本刊说明》中说：“有些人”“把《讲话》当作框框来突破，结果不能不使自己陷进资产阶级自由化的泥坑”。应当指出，“有些人”突破《讲话》搞自由化，这是不容否认的客观事实，但《原则》一文蓄意把“有些人”扩大成整个“文艺界”，从而将这个说明引申为“否认”文艺界的“巨大成绩”，以及把两个历史时期“混为一谈”等等。这样的“扩大”和“引申”，确实是罕见的怪事。（三）《原则》一文既不谈对《讲话》基本原则的坚持，也不谈在坚持《讲话》基本原则基础上的发展，只是一味强调修改。试问：如此修改下去，难道还能坚持《讲话》的基本原则吗？！在《讲话》发表四十周年之际，《文艺报》居然发表《原则》这样的奇文，这确实是“一个值得注意的原则问题”。我们觉得，《文艺报》近几年来对待资产阶级自由化的态度是很值得研究的。今天发表《原则》这样的奇文，一方面固然要把自己说成一贯正确的好汉，但另一方面，恐怕也很难说没有其他用心。薛亮、方含英的文章最后说：“从《文艺报》等所发表的文章中透露出来的消息看，他们是要动员舆论，组织围攻，把《时代的报告》打成极左刊物，并把它置之于死地。当然，他们这样做是极为巧妙的。但是，就在他们巧妙的行动之中，已经露出破绽，表明他们尽管口头上拥护三中全会，但事实上却用自己的行动在践踏三中全会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的路线。” 彭泽、严汝在来信中说：“值得人们注意的是：有些人一看见批评资产阶级自由化，就象西班牙斗牛时牛看见红布一样激动起来，立即斥之曰：‘你们这是在反对三中全会提出的解放思想的方针，否定三中全会以来的成绩。’说穿了，这是借维护三中全会路线之名，行维护资产阶级自由化之实。”郑显国、文正在文章中说：“事实证明：指出‘文化大革命’以来的十六年在对待《讲话》的问题上存在着‘左’和右的歪曲和篡改，这是合乎实际的，正确的。而雨东同志在《文艺报》上发表的文章，不仅论点站不住脚，而且论据也是不能成立的。说穿了，这是一种文过饰非、十分蛮横的非科学的态度，同时也是‘文化大革命’中打棍子、乱扣政治帽子的恶劣作风的一种流毒的表现。”梁军的文章在谈到文艺工作者是否仍然面临改造世界观、转移立足点的问题时说：“我们的文艺工作者，如果还带着由于历史的错误而形成的偏见，固执地反对改造世界观、转移立足点这样一个对于文艺工作者至关重要的事情，那不仅是十分不应该，也是十分错误的了。”
（闻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