怀念井冈山时代的老战士刘型同志 [复制链接]

第5版()
专栏：

怀念井冈山时代的老战士刘型同志
王首道　何长工　肖克
井冈山时代的老战友刘型同志病逝已近一年了。我们深深地怀念着这位历尽艰险、久经考验、艰苦奋斗一生的忠诚的共产主义战士。
刘型同志祖籍湖南醴陵（后迁江西萍乡），生于1906年，父亲是贫苦农民。1925年秋，他考入萍乡县立初中，勉力读书一年。在校中，他受大革命浪潮的影响，和邓贞坚、陈铁铮（孔原）等同学组织了学生进步团体“互助社”，这个社是萍乡共产主义青年团的前身。
北伐军攻入萍乡后，革命风暴震动城乡，刘型同志在党的领导下，下乡参加农民运动，到处演讲，组织区乡农民协会。
1926年10月，北伐军攻克武昌后，他到武昌考入中央军事政治学校（黄埔军校武汉分校），进一步受到党的教育，经常听恽代英等我党领导人的报告，并听过毛泽东同志在军校作的《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在这里，他和游雪程、陈伯钧、徐彦刚、程子华、徐林等同学树立了对共产主义的信仰。1927年5月，他随军校同学在当时武汉卫戍司令叶挺的指挥下，参加讨伐夏斗寅叛变的战役，作战奋勇。就在这次战役中，他由游雪程同志介绍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7月，汪精卫在武汉叛变。刘型同志由党组织派回萍乡从事恢复农民运动的秘密活动。这时全国一片白色恐怖，刘型不畏艰险，在萍乡西区秘密恢复党的组织，发展党员，建立农民武装，准备反抗国民党的血腥统治。
9月，他参加了毛泽东同志领导的湘赣边界秋收起义。9月11日（阴历八月十五），当王新亚同志率领的安源工人纠察队
（即工农革命军第二团）攻打醴陵、浏阳时，醴陵地方党组织配合起义，刘型担任中共萍乡西区军事委员兼游击营长。他带领游击营200多人，曾三次参加围攻醴陵城。毛泽东同志率领工农革命军主力转战去井冈山地区后，刘型率萍乡西区游击营，联合醴陵南区游击营继续在当地战斗。1928年2月，何键派兵“清乡”，疯狂进攻、杀戮，伏尸遍野，环境险恶。这两个农民游击营转战至莲花，精减合编为“萍醴工农革命军游击营”，由刘型任营党代表，在5月上了井冈山。这时朱德同志的部队已到井冈山和毛泽东同志领导的部队会师，正在进行整编，萍醴游击营分别编入红四军十一师三十一团第一营第一、二连，刘型任第一连党代表。从此，刘型同志在红军中长期艰苦斗争。
1928年，刘型在党的领导下参加创建罗霄山脉中段——井冈山根据地的斗争。8月，刘型同志在著名的黄洋界保卫战中，表现了临危不惧、勇敢顽强的精神，建立了功勋。当时，我主力去湘南，只有两个连的兵力防守井冈山，敌人乘机调集数十倍于我的兵力，向井冈山上进犯。这时防守黄洋界哨口阵地的部队只有刘型同志所率的一个连，他们据险扼守，山上党组织又发动群众，在附近各山头，插旗擂鼓吹号，布置疑阵，呐喊助威。刘型同志率兵坚守哨口阵地，多次奋勇击退疯狂进攻的敌人。在仅有三发炮弹的迫击炮的轰击下，敌人狼狈而逃。毛泽东同志为赞扬这次保卫战的胜利，专门写了《西江月·井冈山》一词。
刘型同志为人忠厚诚笃，表里如一。从井冈山斗争艰苦创业的年代起，他就与同志们患难与共，休戚相关，数十年如一日。
在中央苏区的创建时期，刘型同志在红十二军先后担任过团、师政委。在红四军第九次代表大会后，他积极参加了反对流寇主义、单纯军事观点，反对“三官”作风（即：官腔、官装、官架即官僚主义）的思想斗争，注重调查研究和总结实践经验。1932年初，他调红五军团先后任十三军三十八师政治委员和十五军政治部主任等职，在反“围剿”战争、根据地建设和部队建设中，都作出了重要贡献。
在艰苦卓绝的二万五千里长征中，他历任一方面军红五军团后勤部政委、四方面军政治部敌工部部长、二方面军政治部组织部部长。他在长征中关心同志，爱护战士，以身作则，遵守纪律，吃苦在前。不管调到那个单位，无论职务高低，他都以大局为重，做好工作。
抗日战争期间，刘型同志历任八路军总政治部宣传科长、敌工科长、八路军军政学院政治处主任等职。1944年10月，三五九旅英勇的南征，他任该旅南下抗日支队政治部主任、中原军区政治部副主任。在中原突围时，因他身体不好，高度近视，组织上要他留下隐藏到群众家，但他坚持跟随部队。他说：“只要我有一口气，永远不离开部队。”同志们都为他这种坚决顽强的斗争精神所感动。
解放战争时期，刘型同志担任过东北军政大学政治部主任、四野十纵队副政委、嫩江省委常委兼齐齐哈尔市委书记，为解放东北、争取全国解放而努力工作。
全国解放后，刘型同志先后担任过湖南省委秘书长、北京地质学院院长、农垦部副部长等职务，为祖国地质事业和农垦事业耗费了许多心血。刘型同志在地质学院工作期间，注意发挥知识分子的作用，虚心倾听他们的意见，关心他们的生活和学习，号召并组织全校行政干部学习地质知识。他自己也在百忙中抽时间学俄语，并学完专家讲的一门《普通地质学》课程。他认真研究各国高等教育的有关资料，坚持结合中国的实际情况学习外国的先进经验，不断摸索我国办大学的经验。
在农垦部工作期间，他注意调查研究，坚持实事求是的原则。1962年初七千人大会后，他立即带工作组去南方考察，虚心向专家和广大职工请教，了解热带作物的种植情况，在克服浮夸风中，写出了合乎实际的报告，积极拥护中央的“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方针，受到有关领导和同志们的好评。
在十年内乱期间，他横遭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的迫害。但他刚正不阿，坚决同林彪、江青一伙斗争。1970年他参加了当时江西省委组织的井冈山老干部训练班，按历史事实介绍井冈山的斗争情况，当时能做到这点是可贵的。在天安门事件发生的那天，他在家里听到孩子们反映在广场目击的情况后，非常气愤，拍案大声说：“这不是镇压群众吗！”那段时间，他的心情非常沉重。为了不使宝贵的余年浪费，他主动以收集党史资料为己任。他说：“林彪之流为了篡党夺权，篡改历史，我有责任让青年和后代懂得党的历史。”他把抢救党的珍贵历史资料当作一项重要的革命工作，亲自抄写、校对，前后整理了几批几十万字的党史资料呈送党中央和毛主席。他在晚年，把绝大部分时间精力用到这上边。
粉碎“四人帮”后，他担任了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的常委。他积极为平反冤、假、错案而努力，同时仍热心于党史研究，曾片断地写过一些革命历史的回忆。在他病重弥留之际，曾向到医院看望他的胡耀邦同志说：“我出院之后一定要完成你交给我的撰写井冈山革命斗争史的任务。”可惜壮志未酬。
刘型同志一生保持着高尚的共产主义精神和情操，艰苦朴素，勤奋好学，言行一致，诚恳坦率。他是我们老干部的楷模，是青年和后代学习的榜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