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小“琵琶鬼”到县人大副主任——记景颇族女共产党员李桂英 [复制链接]

第3版()
专栏：云南通讯

从小“琵琶鬼”到县人大副主任
——记景颇族女共产党员李桂英
本报通讯员　吴　酩　本报记者　嘉　旺
“我们县的人大副主任李桂英，踏踏实实，办啥事都认真，是个得人心、值得报道的好干部”。云南省陇川县县委宣传部的一位同志，刚见面就向我们推荐说。在当地景颇族妇女中，李桂英占了几个第一：第一个女医生，第一个女党员，又第一个出席了全国党代会。这使我们对这个人物的经历和事迹发生了兴趣。
可是，当我们登门请李桂英谈谈这一切时，她却莞尔一笑，认真地问道：“工作是大家做的，光说我干啥？”后来，请县委宣传部的同志安排了几个座谈会，才从熟悉李桂英的人那里，得到了她的一些情况。
李桂英出生几天，就被父母忍痛送给了别人。她的养母被诬为“琵琶鬼”，桂英也成了小“琵琶鬼”，全家被赶出寨子。直到解放，她们才获得抬头做人的权利。
1952年，17岁的李桂英参加了芒市疟防队。1956年6月，她被送到云南民族学院学习，7个月后又转到昆明第二卫生学校民族医士班学习。四年后，她从医士班毕业，成为景颇族的第一个“摩雅傣”（医生）。分配到陇川县后，李桂英主动要求到边远穷困的山区公社——邦瓦。三年后，才被调到县医院。
“文化大革命”的狂风刮到这个西南边陲的小县城时，医院里的一些人脱下白大褂，投身“革命”搞“静坐”去了，李桂英却照常上班。有人来动员李桂英，她反问道：“都去静坐，病人来了谁看？”一位因忍受不了“造反派”的迫害而自杀受重伤的公社干部被送到医院。一些人怕担“政治风险”，躲开了。李桂英则毫不犹豫地拿起橡皮管，用嘴为这位干部吮吸伤口的脓血，精心地清洗包扎。
1968年，县医院建立“三结合”领导班子时，群众提议李桂英担任革委会副主任。开始，李桂英说啥也不干，经再三劝说，又讲好“只干三年就下台”的条件，她才同意“上任”。没想到这一“上”，就下不来了。因为她当“官”不脱产，工作抢着干，群众更加拥护她了。护理工作忙不过来，她去顶班当护士；注射室人手紧张，她抽空去帮助打针；药房缺人，她又常跑去帮着抓药；赶上值班的医生请假，她就白天黑夜连轴转。1974年，李桂英被提拔为县卫生局副局长以后，一年中有多一半时间在乡下跑。一些偏僻山村的大人小孩，几乎没有不知道“李医生”的。
1977年，李桂英出席了党的十一大。1981年初，她又被选为县的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名义上，她正式脱产了，可实际上并没少给群众看病，只是“门诊部”转移到了自己的家。景颇族群众与李桂英语言通，又爱她的态度好，常常在晚上或休息日、赶集天到她家去求医。李桂英总是热情接待。
“官”大了，求桂英办事的人就多了。一次，卫生系统的一个同志想通过关系把自己的家属调进医院工作。许多“环节”都打通了，就在李桂英这儿“卡了壳”。一位老领导说：
“你太认真了。接收单位的领导都点头了，你这一‘卡’，人家要骂你的。”李桂英回答说：
“医院缺的是专业人员，调进那么多非专业人员，顶啥用？公家的事不能不认真，骂就骂去吧，少不了胳膊短不了腿。”前一段，医务人员评定职称，有的老熟人想请李桂英“通融点儿”，得到的回答是：“职称是业务水平高低的标志，不能因为资格老或是少数民族同志，就不认真考核了。”
也曾有人指责李桂英“不通人情、心眼太死”。其实，只要不违背原则，李桂英对同志可谓满腔热情。有一位曾被错划成“右派”的中年医务人员，前两年纠正后才在外地找了一位对象。李桂英积极帮助他解决爱人的工作调动问题。有的同志担心别人要提意见，李桂英说：“人家受了那么多年委屈，40多岁才成家，组织上照顾点儿是应该的。我想这个工作能做通。”
登李桂英家门的，也有主动为她帮忙的。去年，她三儿子中学毕业后在家待业。有人向李桂英提出：他们单位可以安排她儿子去工作。李桂英婉言谢绝了。没多久，又有人提出安排她儿子在医院当临时工，她还是不同意。李桂英说：“我是分管卫生部门的，可不能图这点方便，让人背后戳脊梁骨。”
李桂英年幼时生活很苦，而后又长期吃苦受累，体质较弱。近几年，岁数大了点，身体更虚弱了，血压总不正常，还有初期冠心病。因此，她曾多次提出要辞去领导职务，理由很简单：“当领导就得经常下基层，自己身体虚弱，跑起来不那么利索了，不如回医院做医务工作更实在。”话虽这么说，在没有离开领导岗位前，李桂英坚持工作、坚持学习的认真劲儿一点也没变。去年9月到今年1月，她在云南省卫生管理干部进修学院学习，因血压升高，头痛目眩，常常影响听课。临结业时，学校领导考虑到她的身体状况，决定免予业务考试。李桂英却非要参加考试。结果，这位年近半百的老学员，参加四门业务课的考试，取得了平均98．5分的好成绩。从进修学院回来后，桂英又带病翻山越岭下坝子，到各个卫生所认真地检查指导工作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