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活”在群众之中 [复制链接]

第8版()
专栏：

“生活”在群众之中
周保昌
生活书店是邹韬奋同志主办的。它成立于1932年7月，至今正好五十年了。
当时，在国民党反动统治的白区里，没有爱国自由、言论自由，也没有读革命书籍的自由。在这样令人窒息的环境下，生活书店作为革命的文化堡垒，对传播革命理论、推动中国新文化运动和抗日救亡运动，起了很大的作用。特别是进步的青年，由于受到它的影响而走上革命道路的真不知有多少。这一点，当我离开了生活书店，远去延安，一直到敌后山东解放区，生活在群众之中的时候，感受得越发深刻了。
1938年2月，我在邹韬奋同志的鼓励下，离开生活书店去延安学习。在从西安到延安短短的三天旅途中，我认识了香港来的童大林同志和武汉来的席道崇等20余位同志。这些来自祖国四面八方的革命同志，彼此并不认识，但当我谈起在生活书店工作过的情况之后，彼此之间顿觉分外亲切，原来他们都是生活书店的读者。如今，我们在革命的大道上相聚了，同志间的革命情谊，给了我力量。我开始意识到：生活在群众之中时，便能看到生活书店在群众中的地位和影响。
到了延安以后，我进了陕北公学学习。学生中，来自北平、山西、上海、南京、广州、武汉、四川等地的革命青年很多，他们对生活书店都有着深厚的感情，相处中显得格外亲热，大家不约而同地伸出热情的手，招呼着：“原来是老朋友了，只是没有见过面”。同学们问这问那，“七君子是怎么被捕的？”“你们是怎么营救的？”“《大众生活》发行多少万份？”“国民党的检查机关是如何对书刊作检查的？”等等。这些都是大家所关心也是很想知道的事。同学们的革命情谊，又一次教育了我。
更使我感动和难忘的是党组织负责同志同我的一次谈话。那是3月初的一天，一个精明能干、平易近人的军人来看我。一见面，我就觉得好象在哪里见过这个人，经过深谈之后，我才知道原来他是学校的党总支书记季凯同志，他原在上海地下党工作。我们在上海四马路生活书店门市上见过面，他对于生活书店同事们参加的抗日救亡活动的情况很清楚。他一边翻阅着我的笔记本，一边对我说，青年要有理想，来延安学习当然是理想，但还要有伟大的理想。季凯同志第二次来看我时，就谈到了入党问题。我表示自己年幼无知，要经过一段时间的学习和提高，再请组织来考虑。其实，季凯同志早已了解生活书店同事们在上海的革命活动，他象兄长一样地同我讲革命道理，谈到一个革命者离开大城市到陕北来住窑洞、吃小米，这就不容易呀。我天真地回答：“别人能吃苦，我也能。”我的回答引起了他的兴趣，他继续地谈着：将来还要到敌人后方去，比现在更艰苦。我很坦率地回答：“当然没有问题。”现在想来，这次谈话正是他对我的入党考察，不久，我就被批准入党了。每当回顾起这段历史，我就十分激动地想到：我之所以能顺利地走上革命道路，不正是生活书店对我培养、教育的结果吗？
学习毕业之后，我们在生活书店工作过的四个人，都被留校并分配到陕公分校去作支部工作。那里来了大批革命青年，正在学习，我们的任务就是到这批青年中去发展新党员。在做深入细致的思想工作过程中，我们了解到，有的青年在国民党的封锁下，无法看到党的出版物，当时是从邹韬奋办的刊物和生活书店出的书籍里，受到了启蒙教育，认识到只有把希望寄托于共产党，跟着共产党走，中国革命才能胜利。
1939年4月20日的一个傍晚，成仿吾校长通知我们：中央来电报，要调你们四人回延安。他还说：你们四人都是在生活书店工作过的，这一定有道理。成校长沉思后说：“我猜想中央要加强出版发行工作，很有可能要你们去干这个工作”。
果然，中央于1939年6月1日成立了中央发行部，这就是我们的新工作岗位。
中央发行部成立以后，要有一个公开的发行机构，新华书店就是在这样的情况下成立的。1939年9月，为了同大后方出版界取得联系，我奉命到重庆去，当时李富春同志给我写了介绍信给南方局的凯丰同志，提出在重庆成立新华书店的可能性。凯丰同志告诉我，在重庆的出版工作，公开的有新华日报可以去做，秘密的可以通过生活、新知、读书出版社去做。我根据凯丰同志的指示，就以新华书店的名义同这三家书店建立了联系，凡是延安的出版物，这三家书店不管有什么困难，都可以设法出版。就是在重庆国民党审查通不过的，也可以到香港或上海去出版。因此，新华书店就同这三家书店在出版上建立了联系。至于延安所需要的出版物，也是通过这三家书店提供的，新华书店在重庆虽然没有成立，但是传播革命理论的工作，就是由三家书店共同负担的。
这一次，我从延安到重庆，回到了生活书店，那个首先给了我革命教育的地方，令我感到十分激动和亲切。看到在艰难万状的国民党统治区默默工作着的生活、读书、新知书店的同志们，我深受鼓舞。这个大后方的革命文化堡垒始终在发着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