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一代新人讴歌——评彩色故事片《天山行》 [复制链接]

第5版()
专栏：

为一代新人讴歌
——评彩色故事片《天山行》
张澄寰　段海燕
八一电影制片厂新近摄制的彩色故事片《天山行》，以它深刻的思想内容和感人的艺术力量打动了观众。
《天山行》是根据曾获1980年全国优秀短篇小说奖的《天山深处的“大兵”》改编拍摄的。在不久前召开的军事题材文学创作座谈会上，老作家巴金和刘白羽对小说曾给予很高的评价。小说问世一段时间后，作者李斌奎根据新的生活感受，把它改编为电影文学剧本，在尽力保持原著精华的基础上，进一步加强了天山深处典型环境的描写和新人群像的塑造。导演景慕逵和摄制组的同志经过一年多严肃、认真的努力，终于成功地把它搬上了银幕。
《天山行》的艺术魅力在哪里？是什么东西引起了观众这么大的兴趣？不错，银幕上展现了一对年青恋人曲折的爱情故事，然而，观众的兴趣难道是因为它描写了爱情吗？不，观众是被这场爱情纠葛所展示的巨大社会矛盾所吸引、所触动了。一对热恋了整整十年的男女主人公，因青年军人郑志桐坚决不肯离开边疆岗位，而北京姑娘李倩却硬是要他转业回到北京，他们之间的爱情出现了裂缝，并且发展到崩溃的边缘。怎么办呢？要么是郑志桐向李倩妥协，丢弃一个共产党员所热爱的艰苦却豪迈的事业，回北京建立“幸福的小家庭”；要么是李倩被郑志桐说服和感化，走出狭窄的个人小天地，到天山深处与郑志桐一起投身于火热的斗争；再么，就是遗憾地结束他们的爱情而分道扬镳……《天山行》紧紧抓住了这个巨大而尖锐的冲突，让观众去思考，去判断。
郑志桐与李倩之间的爱情冲突，是由于十年动乱给年青一代心灵上留下的创伤所造成的。它是我国历史转折时期特有的社会现象的反映。十年动乱，既给青年一代烙下了很深的“伤痕”，也促使他们对于纷繁复杂的历史现象和人生真谛进行思考。然而，思考，并不是人人都能找到正确的答案，人人都可以走上正确道路的。同样是思考，有的始终怀抱着崇高的理想，力求上进，积极进取；有的却失去了信念，由狂热转向消沉；有的则走向反面，玩世不恭，甚至自甘堕落……。《天山行》的可贵之处，就在于通过一对恋人之间的爱情纠葛，展现了我国青年一代当前相当普遍地存在着的这种现实矛盾，并以鲜明的无产阶级立场和观点，通过崇高的和卑下的、伟大的和渺小的性格对比和斗争，帮助青年一代去认识我们生活中的哲理，从而惊醒起来，感奋起来，树立正确的人生观和幸福观。《天山行》把这样一个重大而有意义的主题，表现在拥有众多观众的银幕上，去影响亿万人民，特别是青年一代的思想、道德和情操。应该说，这是影片包孕着的艺术价值中的最大价值。
影片《天山行》的又一个重要的艺术成就，是在银幕上成功地展现了一批血肉丰满、栩栩如生的社会主义新人形象。郑志桐是具有新时期特点的新一代军人的艺术典型。他和他的同代人一样，经历了十年内乱，但他又比他同代人中的许多人更刚强、坚毅、质朴。影片不只写了他的“伤痕”，更主要的是表现了他对生活的认真思考和对理想的执着追求。当动员上山下乡时，他既不象田野那样“左”得出奇，也不象李倩那么“狂热”。在陕北插队，许多人“拿着酒瓶去敲回北京的大门”，他却一面照样扛着老镢头挖地，一面苦苦地啃着《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大众哲学》等“出土文物”。当李倩因田野等人讥讽她不会走后门回城而堕入困境时，他却劝她不要失去心中“真理的亮点”；当田野离开部队，上完了大学，在外事部门找到舒适的工作，甚至“连中国都不想呆”的时候，郑志桐却无视社会上一些人对“大兵”的蔑视，主动要求去过“严格的军事生活”，并奔赴天山深处，投身于雪线上的险境施工，大风之夜运送炸药，悬崖绝壁上打钢钎……。在爱情上，郑志桐真诚地爱着李倩，但他更爱崇高的理想和豪迈的革命事业，在他的心目中，两者的分量既不能加以颠倒，也不是相互平衡的。因此，他没有接受李倩的劝说，而放弃了留北京工作的机会。在郑志桐回京学习期间，导演设置了在大钟寺投掷硬币的一场戏，既为影片增添了生活的色彩和情趣，又表现了这对恋人在信仰和情操上的差异。后来，李倩在团长和古米拉的鼓动下，带着迟疑的心情，来到天山工地看望郑志桐。她目睹天山军民为国防施工而奋不顾身的创业精神，深深为他们的工作所感动，但又没有留下来的勇气。郑志桐则一再诚挚地向她作了解释，并希望她能够鼓起勇气，站到时代的先进行列中来。余海洲牺牲时，郑志桐在极度悲痛中写下了一副字字千钧的挽联：“碧血洒满天山，捐躯为谁？为国威军威振奋；夫妻十年分居，幸福何在？在千家万户团聚。”这是对余海洲的赞颂，也是对处于思想矛盾之中的李倩的回答。在动乱中严肃地思考，在艰苦的环境里自觉地磨练，把幸福建立在为壮丽的事业献身上，让青春在斗争中闪耀火花，站立在我们面前的郑志桐，确实是一个有理想、有朝气、有作为的当代新人形象。
与小说不同的是，电影更加强了对天山深处先进人物群像的塑造。除了着重刻画郑志桐外，余海洲、陆颖娴、薛团长、赵医生、古米拉等，都给观众留下了难忘的印象。特别应该提到的是，指导员余海洲夫妇的形象，比起小说来大大地丰富了。这样，也就突出了对“天山精神”的赞颂，加强了典型环境的描写，使郑志桐崇高思想的形成更加可信，也为李倩摆正个人幸福与国家利益的关系提供了充分的条件。这一新的创作意图，在银幕上得到了创造性的体现。导演把余海洲当作《天山行》的“魂”来刻画，这是电影的一个重要创造。影片运用多种手段，特别是细节描写，生动感人地表现了余海洲那公而忘私、尊干爱兵、扎实苦干、奋不顾身的崇高品质。余海洲与妻子分居十年，抱病戍守边防。冬青随母亲来队，却不认父亲。直到余海洲在雪崩中壮烈牺牲，还没听见儿子喊过一声“爸爸”。为了履行一个革命战士的职责而甘愿牺牲家庭的幸福，这种公而忘私的精神多么感人呵！余海洲妻子陆颖娴，是一个具有中国劳动妇女传统美德的新女性形象，品格端庄，贤惠娴静。她饱尝与丈夫分居十年的苦衷，但她理解自己的丈夫，而忠贞不渝地爱着他。她说得好：“可我再想一想，他们又是为了谁呢？这样的人我们不爱，还有什么人更值得爱呢？”她提着一旅行袋草药，千里迢迢到边疆看望丈夫，为丈夫熬药，为战士洗衣，同李倩促膝谈心……她的一言一行，都有助于李倩去思考什么是高尚，什么是庸俗，什么是真正的爱情，什么是“附属品”。当这位边防军的妻子听到丈夫牺牲的噩耗，木然地坐在床边，然后下意识地站起来去提壶倒药时，她竟平静得流不出一点眼泪，直到儿子突然叫出“爸爸”时，她那无言的悲痛才化作失声的痛哭。观众的心灵不能不为之震撼了！
李倩的银幕形象，也是塑造得比较成功的。她热情、正派、单纯，但又幼稚、简单、脆弱，因此，容易受各种社会思潮的影响。她一时狂热，一时消沉。但她不学咪咪那样玩世不恭，更鄙视田野那样自甘堕落。她拒绝田野的引诱、离间，真心实意地爱着郑志桐，爱他有理想、有抱负的进取精神；爱他不失望、不动摇的刚毅性格；但她又固执地认为只有“在北京建立小家庭才是幸福”，不赞成郑志桐长期扎根天山的行动。影片没有把她当作“垮了的一代”加以嘲弄，也没有回避她思想上的弱点，既给予批评，又寄予期望。原小说里较多地描写了田野、咪咪对李倩的消极影响，而电影则突出了天山军民艰苦奋斗的创业精神对她的感染，以促使她心中“真理的亮点”能够重新燃烧起来，并为她改变对人生意义的看法创造有利的客观条件。影片的结尾处，对李倩思想发展的描写，既真实含蓄，又发人深思：她提起行李走了几步，又转回去，抱起郑志桐给她的皮大衣，贴在脸上，接着切入了郑志桐中景、半身和近景在队列中行进的三个镜头，既表现了她同郑志桐的恋情难以扯断，也显示了她将可能重新找回失去的“精神支柱”。毫无疑问，李倩这一形象，对于帮助我们的青少年选择正确的人生道路，是有启迪作用的。
《天山行》在艺术表现上，力图使内容与形式统一，使艺术技巧服务于更鲜明地揭示主题和塑造人物形象。全片虽有15次闪回倒叙，却注意保持了故事的连贯性。对比的手法也运用得较好，比如，郑志桐在北京舞会上，因厌恶田野等人跳迪斯科舞的丑态，而想到雪山上战友们的施工情景，两者对比，强烈地表现了主人公的爱憎。铺垫和渲染也运用得很成功。在余海洲牺牲这一重场戏中，影片不惜篇幅，作了充分的铺垫和渲染。先是描写冬青初次见到父亲，因陌生而不肯叫一声“爸爸”；接着，在李倩陪伴陆颖娴时，又着意描写了陆颖娴教冬青叫“爸爸”的细节，同时渲染了陆颖娴对已经降临的巨大不幸毫无所知，仍在尽力劝慰李倩。经过这一连串精心的铺垫和渲染，最后，冬青终于在余海洲的遗体前喊出了一声撕裂人心的“爸爸”，从而把悲剧推到爆发点。这样，不仅使余海洲夫妇的形象得到了升华，也让李倩的思想受到了极大的触动。
电影《天山行》并不是完美无缺的。比如，陕北插队的描写，注意了郑志桐与李倩之间关系的发展变化，但忽视了他们同群众的联系；郑志桐表白式的语言多了一些，他的形象还不够丰满；大柏树下避雨的细节，明显失实。此外，在艺术构思和处理上，有些地方还不够细致、严密、精炼。尽管《天山行》还存在这样那样的缺点，但是，由于创作者满怀激情地歌颂了走在时代前列的社会主义新人，鞭挞了毒害青年灵魂的腐朽意识，影片的这些缺点，也就被观众所原谅了。（附图片）
彩色故事片《天山行》剧照：郑志桐和李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