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东讨论中国哲学史特点问题 [复制链接]

第5版()
专栏：学术动态

山东讨论中国哲学史特点问题
山东省中国哲学史研究会于1982年3月在济南召开了小型讨论会，围绕中国哲学史的特点及如何正确理解和研究中国哲学史的特点等问题进行了较为广泛的讨论。
关于中国哲学史的基本特点
大家认为，搞清中国哲学的特点是使中国哲学史研究进一步科学化的重要前提。但这个问题并非简单的几条就可概括清楚的，只能从几个方面研究其基本特征。
（一）哲学思想与政治思想的结合。中国哲学史的发展，一直是与社会政治的发展紧密结合的。在中国哲学思想发展的历史过程中，大多数思想家对于社会的治乱、国家的兴衰表示较多的关注。在哲学史上占有重要地位的人物，往往同时又是著名的政治思想家。中国古代的哲学思想总是较直接地服务于社会政治的，与西方哲学的起点不同：希腊哲学是从“爱智”开始的，中国哲学则以“闻道”为出发点。所谓“道”包括“天道”和“人道”，但“天道”、“人道”最后归结于“治道”，即治天下之道。另外，中国哲学家大多数当过行政官吏，参与过治理国家的实际政治活动，即使象老子、庄子这样的所谓“隐士”，也当过“守藏史”、“漆园吏”；西方哲学家则有相当一部分是自然科学家，做过家庭教师，做过行政官吏的较少，主要搞所谓“纯粹的哲学”。这说明，除了特定的社会历史原因以外，中国哲学家本人的经历也是他们重视政治的原因之一。
（二）每一种哲学都有自己的类型，中国哲学的特殊类型也就是通常所说的“伦理型”哲学体系。这固然与中国种族奴隶制社会确定的宗法制及长期以来以宗法制为特点的封建等级制有直接关系，但同时也表现了中华民族哲学思维的逻辑形式。因此，我们在研究这一点时，除了注意产生它的社会历史基础外，也须分析这种哲学思维形式本身。有的同志指出，中国哲学有它的伦理体系，也有它的自然体系，但其自然体系是服从于伦理体系的。为了建立其伦理体系，又与政治体系、经济体系联系在一起。所谓“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宋明理学中的这几句话可以说从一个侧面概括了这个特点。有的同志认为，中国哲学的伦理特点更表现在它的思维方式上。他们举张岱年先生在《中国哲学大纲》中所概括的中国哲学的三个重要特色即“合知行”、“一天人”、“同真善”来说明这种思维方式的特点；并且认为，西方自然科学的进步促进了哲学的发展，而中国历史上政治伦理思想的发达也同样促进了哲学思维的发展。如“合知行”的特点包含了中国传统哲学中道德实践的思想，这正是从伦理的角度肯定了道德实践中意志和目的的重要，从而发挥了人有主观能动性的思想。因此，把中国哲学的伦理特点仅仅看作缺点和弱点，是不符合事实的。
（三）有的同志认为，现有的中国哲学史著作虽兼顾了哲学家的政治思想，却并未重视其中所表现的哲学历史观，即使谈到，也总是否定居多。事实上中国哲学史中历史观相当发展，也不乏合理因素。例如先秦儒家哲学，虽从整体上讲是唯心主义历史观，但若细加分析，也会发现其中透露出不少历史唯物主义因素。如孔子讲使民“富之”“教之”，还是主张先富后教；又如孟子提倡“五亩之宅”、“百亩之田”、“制民之产”，认为民“无恒产”则“无恒心”，也是把发展生产作为
“德治”的基础；这些都表现了重视经济因素的思想。先秦儒家在论述“王”与“民”的关系时，重视民的地位和作用。孟子讲“民贵君轻”，认为“得天下有道，得其民，斯得天下矣”。荀子正是发展了孟子的这种思想，才把君民关系看成船和水的关系，以为“水则载舟，水则覆舟”。可见先秦儒家的重民思想是有传统的，其中包含了历史唯物主义的因素。我们说马克思主义产生之前没有唯物史观，是从体系方面讲的，但唯物史观的因素还是有的，在中国哲学史中就突出地表现在对“民”的态度问题上，表现在对“人”的价值的重视方面。这一点不仅儒家有，其他各家也有，我们应进一步探讨。
关于如何理解与研究中国哲学史的特点
在这方面，大家注意到了目前中国哲学史研究中一些带有倾向性的问题。
（一）以中国历史为基础，又要突出哲学史的特色。例如战国时期的“百家争鸣”是中国哲学史也是中国历史上一件具有特色的重大事件，是中国古代哲学兴旺发达的标志。而中国历史上的春秋战国时期社会制度的急剧变革正是思想领域“百家争鸣”的现实基础。因此，研究当时各派哲学思想的面貌，都离不开对这段时期社会历史的分析。但是我们所探求的是中国历史上哲学思想的特点，为此，必须抓住哲学的共同本质，扣住哲学的基本问题。有些中国哲学史著作，把哲学思想的发展混之于政治思想、伦理思想，而没有上升到哲学的高度。社会科学发展到今天，分支越来越细，这就要求我们站在哲学科学的高度写出真正科学的哲学史。
（二）中国哲学史有它独特的概念与范畴，这是中国语言和中国思想内容的结合。因此，准确地把握中国哲学史的概念和范畴，确是正确理解与掌握中国哲学史的一个十分重要的方面。如“道”是老子哲学中最重要的范畴，在其哲学体系中具有明显的“第一性”性质。但“道”究竟是精神性还是物质性的概念，《老子》本身并未作明确交代。这种范畴本身的不明确性，也正是后来老子研究中两派争论不休的原因。又如孔子的
“仁”，既是人与人之间关系的准则，又是一种独立的精神境界，因此准确把握“仁”这一范畴的多层涵义，是正确理解孔子哲学思想的关键所在。同志们一致认为，中国哲学史这种独特的概念与范畴，更显示了用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分析中国古代哲学的重要性，为此，需要不断提高我们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水平和分析能力。
（三）有比较才能有鉴别。研究中国哲学史的特点，应学会运用哲学史的比较方法。鉴于目前中外哲学史科学的比较研究在我国还刚开始，大家仅从不同角度提出一些初步看法。有的同志指出，比较应注重内在特点与联系的研究。要从哲学思想本身的特点和发展变化来比，包括中国哲学独特的范畴、命题、体系和思路；也要从社会历史的观点把中西方哲学进行分期比较，找出异同。有的同志认为，应进一步扩大比较研究的范围，不仅把中国哲学同西方哲学比，还要同世界上各种类型的哲学（如阿拉伯哲学、印度哲学、日本哲学）进行比较，找出中国哲学史的特点。
大家一致认为，准确地把握中国哲学史的特点，对于每一个学习和研究中国哲学史的人来说，既是难题，也是十分重要的问题。
刘宗贤
（摘自《国内哲学动态》1982年第6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