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扶持贫困户同走富裕路——来安见闻 [复制链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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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看楼主 倒序阅读 0 发表于: 1982-08-01
第3版()
专栏:农村通讯

扶持贫困户同走富裕路
——来安见闻
本报记者 张传宣
摆在我面前的,是安徽省来安县一份年报统计表:1981年全县粮食总产量比上年增长18.7%;其中当年扶助的770个贫困户,粮食增产77.4%,人均产粮由上年621斤增加到1,102斤,油料增产1.5倍。
他们为什么能在这样短时间内取得这样显著的成效呢?前不久,我带着这个问题访问了这里。
这个县是安徽实行“双包”责任制较早的县。县委没有在连年农业大丰收中陶醉。他们深入实际调查研究,发现大好形势下仍有一些农户生产、生活比较困难,影响了承包合同的兑现。原因虽然较多,但主要是由于劳力弱、家底枯、生产技能低。
如何不让少数贫困户掉队?原县委书记王业美说:“帮助困难户致富,是我们的职责,领导应该带头!”他首先下乡包干,扶助困难户——新河公社七里大队的上海下放户沈宝国。沈原是上海三轮车工人,夫妇俩都不懂农活,包干到户第一年,各种庄稼都因为栽种、管理跟不上而抓了“瞎”。去年春,沈宝国正准备变卖东西,带领儿女回上海,王业美赶来了,拉着他的手说:“我是个庄稼汉出身,可以帮你搞生产。”从此,王业美经常到沈家来。犁田、撒种、栽秧、锄地,样样干;生产安排,周密细致,沈宝国一家都成了他的“徒弟”。区妇联主任李友华和农技员也常来登门指导。一年下来,沈宝国基本掌握了生产上关键性的技术,全家六口当年收粮1.1万斤,经济收入2,400元。新春佳节,他带领全家在新瓦房周围栽下一批小树,表示世世代代扎根农村。
县委书记带了头,县里的其他领导干部也下乡扶贫,从县、公社直到大队,很快有近两千名干部找了扶贫对象。党团员也紧跟上来了,全县涌现出1,600多个帮贫小组,一齐向农村中的困难户伸出了热情之手。县委因势利导,提出:“扶贫要扶志扶本!”扶志,即进行深入细致的政治思想工作,使贫困户消除悲观情绪和依赖思想,树立摆脱贫困的决心和信心;扶本,则是改变过去单纯的生活救济,把资金集中用在扶持发展生产上,从根本上治穷致富。去年除县民政部门从社会救济中拿出了4.3万元外,农业银行也拨出30万元作为扶贫专用贷款;粮食部门核减了贫困户70万斤统购任务,并平价供应他们饼肥48万斤;商业、供销部门为贫困户调运了670吨优质化肥;外贸部门从浙江购进7,000只长毛兔,优先供应给他们,发展家庭副业;科技部门派出技术员登门给他们辅导科学种田技术;教育部门免收贫困户子女的学费等,连县委组织部也代表全县共产党员的心愿拿出了1,000元党费!上上下下一起动手,条条块块全力支持。全县制订了扶贫规划和脱贫标准(即达到人均口粮800斤,纯收入现金100元,房屋不破不漏,还清债务等)。各公社通过摸底排队和群众评议后,建立扶贫档案、扶贫公约,定期检查评比,使扶贫活动形成制度。
人们从这种社会主义大家庭的温暖中,更真切地感受到了党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广大党员更加认识到肩负的任务。许多家在城镇的干部,把星期天、节日都变成了“扶贫日”,骑着自行车到农村,帮助贫困户。县民政局长周启先谈起包干扶贫的体会时,感慨万千地告诉记者:过去自己虽然把大批社会救济送给了贫困户,却并没有真正与他们打成一片,更没有深切地了解他们所需要的帮助究竟是什么!
有一户社员姓侍,一家四口,年近六十的母亲带着3个儿子。3兄弟都是三四十岁的光棍,冬天钻草堆,夏天睡稻场。包干到户后,他们不会搞生产,自家的田荒芜,靠帮人家干活挣饭吃。周启先来到侍家,帮他们安排庄稼茬口,教他们生产技术,3兄弟有的是力气,叫咋干就咋干,地里的庄稼长得不比别人差。老周安排好田里的生产,接着又帮助他们安排发展家庭副业,养猪养鸡,冬天,老周介绍侍老大到县窑场作临时工,老二老三到山里砍柴。一年不到,侍家3兄弟人变聪明了,生活改善了。
扶贫,不仅仅解决了贫困户的温饱问题,重要的是使这些长期被贫困压得抬不起头的社员,精神振作起来了,积极投入到生产斗争中去。女社员张德英前夫去世后,改嫁给叶德明,带着4个孩子,又遇到公、婆病卧不起,小叔子呆痴……。年轻的张德英象一株嫩草屡遭风霜,愁出了病。去年经过扶贫,叶家经济面貌大变,张德英一年到头忙里忙外,病也好了。
西武公社社员黄国堂,过去游手好闲,救济粮也拿来抵了债,三间大草屋倒了,老婆离婚了……开展扶贫工作后,县委副书记万德元来到他的小草屋,和他谈心,拨亮了他心里的灯。他同孩子们一起埋头苦干,不久就盖了新房,养了猪娃。
类似这样的例子不少。从这些人的变化中,我们不难看到,党的政策和干部发扬党的优良传统,能够使深受极左路线之害的贫困农民,走上富裕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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