忆邹风平同志 [复制链接]

第5版()
专栏：

忆邹风平同志
郑伯克　胡景祥　张文澄
邹风平同志虽然离开我们三十九年了，但许多同志回想起他在四川党组织内辛勤工作的年月，对四川党组织的建设做出的功绩，无不深切地缅怀他，尊敬他。他是我们党的优秀党员，是中华民族的优秀儿子。
邹风平同志是四川三台县人，1905年生，大革命失败后不久加入共青团，随后转为共产党员。在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他先后担任过区委书记、县委宣传部长、省委组织部干事、省委委员、省委秘书长、中心县委书记等。
1937年，抗日战争开始后，党中央于10月间，派邹风平、廖志高、于代生（于江震）等同志一道，从延安去四川，会合张曙时同志，组成中共四川省工作委员会（简称“省工委”），重建四川党组织。邹风平同志担任省工委书记。他运用曾在四川多年工作的经验和对四川政局比较了解的条件，和省工委其他同志一起，共同努力，很快打开局面，在成都民先队和重庆各救国会等群众组织大发展的基础上，只花了半年多一点的时间，就把成都、重庆两个市委建立起来。不久，又分别建立了南充、阆中、自贡、乐山、宜宾、泸州等中心县委。到1938年10月，省工委召开扩大会议时，四川党组织已发展到几千名党员，成为领导四川各界群众进行抗日救亡运动的核心力量。
四川党组织在党中央领导下，从1925年建立省一级领导机关起，到1949年底全川解放为止，二十五年中，许多同志前仆后继，英勇奋斗，若干领导人呕心沥血，艰苦卓绝，使四川党组织在艰难困苦中，经历了发展——挫折——再发展——再挫折——再发展的顽强战斗的道路，没有衰败。邹风平同志就是这若干领导人之一。他之所以能够取得较大的成就，是与他的政治素养和工作精神分不开的。
邹风平同志青少年时期熟读了很多古书，又在江油龙绵师范学校接受了五四运动以来的新思潮的熏陶和新学教育，因此，具有较为丰富的古典文学知识和历史知识。当时，如果只为个人谋生或个人前途着想，他本来可以去当中学教员或私塾老师，或者投靠于地方军阀官僚之门，寻求一官半职。但是，他生活在经济贫困、军阀剥削惨重的川北地区，目睹军阀的腐败无能，大小官僚的骄奢淫逸，老百姓的饥饿蓬首，使他萌发着强烈的正义感和愤懑之情。这时，他又身受北伐革命的启示，特别是受到思想上的启蒙老师——江油龙绵师范教师姚次恭的谆谆教导，为了救民于水深火热之中，他选择了信仰马克思主义的道路，投身到中国共产党的行列中来。他参加革命后，从川北到成都，从成都到川南，不怕艰难困苦，党叫干啥就干啥，久经磨练，从革命实践中积累了不少斗争经验。在极端严重的白色恐怖中，他出生入死，无所畏惧。1933年冬，为了配合红四方面军的行动，他领导了遂（宁）安（岳）农民起义。1934年秋至1935年春，为了配合中央红军长征，他又在川黔边境的叙永、古蔺、赤水等县发动农民开展游击战争。1935年在泸州，他还计划在富顺召开川南几个中心县委的联席会议，发动规模较大的农民游击战争。由于叛徒的破坏，会议没有开成。待他从富顺赶回泸州作紧急部署时，叛徒带着特务已经追上门来。为了逃出敌人的搜捕圈，他跳越城墙，以致把腰骨跌断。后来，几经波折，他才安全转移到川滇边界的镇雄县王樵家里，经过较长时间的调养后，去上海继续寻找党组织。这次受伤使他的身体受损很大，多年来腰部使不上劲，行走不敏捷。1938年，正是壮年时期的邹风平，看上去却象一个瘦弱的五十来岁的老年人。由于长期的胃溃疡，他在从延安回川工作期间，经常胃痛难支，不得不将胃切除三分之二。然而，这些病痛没有减弱他的革命意志，他仍然勇敢地肩负起重建四川党组织的重任，日夜战斗。
由于斗争经验丰富，有较高的知识水平，他在领导四川党组织的重建工作时，思想开朗，作风泼辣，信心足，魄力大，善于适应新形势的需要，提出一些新措施，所以能够很快打开局面。
比如在使用干部方面，他一方面积极了解，将一些在十年内战后期失掉组织关系的同志恢复了组织关系，并以他（她）们为骨干；另一方面，他又积极选拔并大胆使用新入党的党性强、有培养前途的年轻同志。实践证明，这些年轻同志在老同志的带领下，负起了重建地下党和领导抗日救亡群众运动的重任。当时，邹风平同志敢于大胆使用年轻同志，除了工作上急需的原因外，还由于他正确地研究分析了这些同志的具体情况。他认为，这些同志是自“一二·九”运动以来，在抗日救亡群众运动中生长起来的骨干分子。他们具有强烈的爱国心和献身革命的热忱，具有与民族国家共存亡和为劳苦大众解放事业奋斗终身的要求。他们还熟悉情况，联系群众，具有一定的组织领导工作能力和群众工作的经验。依靠这些同志，好好地使用和领导他们，就能够较快地把工作开展起来。但是，邹风平同志的这种主张和做法，却曾遭到某些带狭隘经验的同志的非难，认为他太过于信任这些年轻知识分子干部了。当然，对个别人，他的确曾有过过于信任与姑息迁就的时候。可是，对绝大多数，他是使用得当，有批评、有帮助的。他大胆信任和使用年轻同志，是因为他深深懂得党的干部政策。
又比如在发展党员方面，他注意了在工农群众中的建党工作，但他又不拘泥于这种发展。根据抗日战争和国民党统治区抗日救亡运动的特点，他把较多的精力放在城市里的青年学生、青年教师和职员以及上层统一战线工作方面，使党组织能适应新时期、新形势，很快地成为四川许多城市的抗日救亡群众运动的中坚力量。而这样工作的结果，除了能及时地向广大人民群众宣传党的抗日救亡主张，唤起群众的觉悟外，又使四川党组织向延安和华北解放区输送了很多知识分子干部。
为了及时向广大群众宣传党的主张，邹风平同志很注意培植宣传阵地。他到成都不久，很快派有文字工作经验的李亚群同志等去加强车耀先同志主办的《大声周刊》的工作。以后，又抽调杜桴生同志去加强对《四川日报》地下党的领导。他还经常关心深受群众欢迎的《时事新刊》和《星芒报》的工作。他在检查和布置各中心县委的工作时，总忘不了各地方的报纸工作。因此，各中心县委都直接掌握了当地的一些宣传舆论阵地，为打开工作局面发挥了很大作用。
邹风平同志工作上艰苦朴实，任劳任怨；学习上勤奋努力，孜孜不倦。他不顾病弱之躯，白天劳累，夜间还在灯下攻读。有时，深夜伏案书写给各中心县委的信件，或在蝇头小楷的组织关系介绍信上签字。他除自身的学习外，很注意对党员和干部的训练工作。1938年和1939年间，他同罗世文、程子建等同志定期为党员上党课。邹风平同志讲授“党的建设”、“支部工作”等课程。至今，许多同志牢牢记在心里的党的基本知识，如“终身为共产主义事业奋斗到底”、“党的铁的纪律”、“支部是党的战斗堡垒”、“共产党员要保守党的秘密”、“共产党员要有革命气节”等等，还是从当时的党课中第一次听来的。
邹风平同志对党忠心耿耿，对同志胸怀坦白，对青年同志既严肃又热情。凡接触过他的同志，总是希望听他那娓娓动听的分析说理，都把他当作师长、挚友相待，都愿向他一吐心中的疑问或喜悦或抑郁之情。凡是他主持的会议，总是开得生动活泼，饶有风趣。
总之，邹风平同志不愧为我们党的一位有领导才能的组织者。1938年10月，四川省工委召开扩大会议，为了工作需要，中共中央长江局决定，由罗世文同志任川康特委书记，邹风平同志为副书记。罗世文同志主要负责政策、方针的领导和上层统一战线工作，特委的组织领导工作仍以邹风平同志为主。
1940年3月，蒋介石指派康泽到成都制造希特勒国会纵火案式的“抢米事件”，使白色恐怖笼罩成都。在罗世文、车耀先等同志被捕之后，中共中央南方局决定将邹风平、张曙时等同志疏散回延安。邹风平同志于1940年6月离川。他从参加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起，整整在四川工作了十二年。他对四川党组织的建设有不可泯灭的功绩。
1943年底，邹风平同志在“抢救运动”中不幸逝世。他曾表示，“只要问心无愧，何惧暂时委屈”，“只要于党有利，个人荣誉得失应当置之度外”。他坚信自己的所作所为，“终有为党知道的一日”。邹风平同志的死，无疑是我们党的一大损失，从中我们应当汲取沉痛的教训。1945年8月，党组织为邹风平同志作了甄别结论，充分肯定了他对革命事业做出的贡献，彻底推倒了对他的诬陷不实之词。
邹风平同志的一生是革命的一生，战斗的一生，他那献身革命的精神，将永远留在我们心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