切莫鼓励无知 [复制链接]

第5版()
专栏：读书札记

切莫鼓励无知
宋洪训
古罗马雄辩家西塞罗有句名言：“无知是智慧的黑夜，没有月亮、没有星星的黑夜。”这个比喻所包含的道理，恐怕人人都会赞成，但是对于无知的危害性，或者反过来说，对于知识的重要性，未必人人都能深察。
近读《斯大林选集》，看到斯大林于1939年在联共（布）第十八次代表大会上的总结报告中，对于那种藐视知识、鄙薄知识分子的偏见，有一段精辟的论述和幽默的讽刺。他说：“在我们党内竟然还有人企图把那种反对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旧理论，用来对待我们新的苏维埃的知识分子，对待这个基本上是社会主义的知识分子。原来，这些人武断地认为，那些不久前还是按斯达汉诺夫方式在工厂和集体农庄中工作的工人和农民，后来一被送到高等学校里去受教育，就不再是真正的人，而变成第二等人了。这样说来，受教育竟是一项有害而危险的事情。（笑声）我们想把所有的工人和农民都变成有文化有知识的人，而且我们将来一定能够做到这一点。可是，照这些奇怪的同志看来，我们的这种计划竟包含着莫大的危险，因为在工人和农民一变成有文化有知识的人以后，他们就有被列入第二等人的危险。（全场大笑）也许这些奇怪的同志将来会落到颂扬落后、无知、愚昧的地步。”（《斯大林选集》下卷第473—474页）
斯大林的这段话确实发人深思，在代表大会上博得了全场会意的笑声。但是千万不要以为斯大林这里说的是一段笑话，不，这是三十年代苏联严酷的现实。
十月革命胜利后，苏维埃俄国从旧时代接受的遗产是一个技术落后、近乎赤贫的国家，后来又遭受三年国内战争的破坏，当时居民文化水平不高，科学技术相当落后。经过长达七八年的恢复时期以后，于1928年开始实行第一个五年计划。当时在社会主义建设中遇到的最大困难是缺乏技术，缺乏人材。奇怪的是，一方面深感文化科学的落后，技术人材的缺乏，另一方面，鄙视文化科学、鄙弃知识分子的偏见又根深蒂固。为了适应蓬勃发展的建设事业的需要，为了改变科学技术落后的严重状况，联共（布）党从实行第一个五年计划时期起，就采取了一系列培养科技人材的办法。其中重要的一项就是规定每年选派一部分在职领导干部到高等院校去学习专业。苏联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为此专门开设了训练在职干部的高等学校和训练班，许多一般高等院校也设立了干部班，来培训在职干部和有实践经验的工人农民，使他们成为有专业知识的内行的“工业领导者”。斯大林在各种场合也一再强调：“无产阶级、社会主义需要受过很高教育的人。很明显，蠢才是不能帮助无产阶级去争取社会主义，建立新社会的。”（《斯大林选集》下卷第364页）应当说，让在职干部和有实际经验而缺乏专业知识的工人农民到高等学校去受训，是一项英明的、具有重要意义的措施，但是在实际生活中为什么偏偏还出现象斯大林上面说的那种“奇怪的现象”呢？
仔细分析起来，这里至少有两方面的原因。一方面是社会上，尤其是党内，仍有一些人对知识分子持顽固的偏见，认为知识分子对工人阶级和农民是“一种异己的、甚至是敌对的力量”，他们对知识分子本能地加以排斥，把知识分子视为“低人一等”，因此当工人和农民一从高等学校毕业出来后就被列入“第二等人”，不是受到器重，而是受到歧视。不过这还只是事情的一方面。另一方面，在一些具体政策和规章制度上也存在不少弊端，以致不是鞭策人们去奋发求知，努力上进，而是鼓励人们安于无知，甘愿落后。当时，苏联的现实生活中就有这种现象：工人或农民从高等学校毕业以后，工资反而降低了，入党反而困难了，入了党还要两年预备期。原来，在三十年代通行的党章上明确规定，接收入党的手续是按被接收者的社会地位分作四类，第一类是有五年以上工龄的产业工人；第二类是有五年以上工龄的一般工人和农业工人、战士、工程技术人员；第三类是农庄庄员、手工业工人、小学教员；第四类是其他职员。第一类人入党后的预备期为一年，第二、三、四类人入党后的预备期为两年。这样，一个有五年工龄的工人进了高等学校以后，在入党时就被自动列为“第二等人”了，预备期就要相应增加一年。这种不合理的规定，直到第十八次代表大会通过的新党章中才加以改变。另外，苏联在三十年代后五年，多数企业实行计件工资制和累进奖励制，劳动稍为出色一点的工人，每月固定工资和奖金加在一起，往往超过从高等学校出来的知识分子。因此，在一些讲究“实惠”的人看来，既然如此，何必去熬受三年五载“寒窗”之苦呢？
很明显，这种具体政策和规章制度上的不合理现象，不是激励工人农民去获得更多的知识，而是让人满足于缺乏知识的现状。国家每年花费很大一笔经费去兴办教育事业，结果却成了不得人心的“危险的事情”。这种“奇怪的现象”不单单是用偏见所能解释的，如果不改变一些具体政策和规章制度上的不合理因素，偏见也是难以消除的。
联共（布）党在斯大林领导下曾经采取一系列措施来消除这种偏见，改变这种反常现象。1931年，斯大林提出了“在改造时期，技术决定一切”的口号，并在经济工作人员会议上提出“必须取消平均主义，打破旧的工资等级表”，要求提高熟练工人的工资，以便“给非熟练工人开辟前途，刺激他们上进”，刺激他们成为熟练工人。1935年，斯大林又指出，既然学会了重视技术，那么当前最主要的是掌握技术的人材，因此提出了“干部决定一切”的口号。这两个口号虽然有缺点，但当时还是起了好的作用。在1931—1933年实行工资改革时，对脑力劳动者、熟练工人的工资待遇作了一些调整，适当扩大了工程技术人员、熟练工人同一般工人之间的工资差距，并且对担负领导职务的工程技术人员实行了职务工资制。1934年，苏联人民委员会颁布了“关于学位和学衔”的决定，规定拥有学位或学衔的人员除固定工资外，还可领取数目不等的津贴。此后在高等学校担任领导职务的教授和教员中，也普遍实行职务工资制，以鼓励他们发挥自己的专长，挑起领导教学和科研的重担。1936年，斯大林在关于苏联宪法草案的报告中宣布，苏联的知识分子已经是同工人阶级和农民骨肉相连的完全新的劳动知识分子，他们在社会上是享有与工人和农民平等权利的成员。1939年，斯大林又在党的第十八次代表大会上，把知识分子问题作为一个“具有重大实际意义的理论问题”提到议事日程上，并且批评了在理论工作和宣传工作中存在的“一些模糊见解和糊涂观念”……
斯大林关于这个问题的提出以及在具体政策和规章制度上的相应改变，大大激励了知识分子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建设服务的积极性。广大知识分子在建设事业和后来的卫国战争时期都作出了应有的贡献。
历史是一面镜子。重温斯大林领导时期苏联的这段历史，对我们今天实现四化大业是有现实意义的。
党的三中全会以来，理论上的拨乱反正，政策上的切合实际，使我国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呈现一派欣欣向荣的景象。人们对科学技术在四化建设中的重要作用，对科学技术的拥有者——知识分子在社会主义社会中应有的地位，都有了比较清醒的认识。林彪、“四人帮”鼓吹的“知识越多越反动”的野蛮逻辑已被扫进历史的垃圾堆，“臭老九”的帽子已从知识分子头上摘除。重视科学技术、尊重知识分子已经成为党的坚定不移的政策，这是有目共睹的。但是，藐视文化科学、鄙薄知识分子的偏见还不能说已经绝迹，一些具体政策和规章制度上的不合理现象还有待逐步解决。斯大林关于不要“落到颂扬落后、无知、愚昧的地步”的告诫仍应引为我们鉴戒。
总之，我们要造成一种尊重知识、尊重知识分子的社会风气，在各项政策和规章制度上要鞭策人们上进，鼓励人们求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