脱离群众，打击批评 包头市电信局工会批评李世俊局长 [复制链接]

第3版()
专栏：人民园地

　　脱离群众，打击批评
包头市电信局工会批评李世俊局长编辑同志：
我们是包头电信局的工会干部。在我局的工作中存在着问题，一直得不到解决，严重地影响了工作的开展和群众积极性的发扬。我所说的问题就是群众对行政领导的不满和行政与工会不团结。产生这种现象的原因，主要是局长李世俊有脱离群众和打击批评的官僚主义作风。
李局长对别人的意见一贯不加重视，他常说：“我是局长，我不答应。”因此群众都感觉到：“和局长商量事情很困难。”而李局长是知道这种情况的，他说：“不满让他们不满去吧，没有关系。”
举些事实来说吧，譬如发讯台的机务员是三班轮值，夜班是下午六时至次晨八时半；而夜半十二时以后所有发讯机都已关闭，停止工作。因此他们按照惯例，希望在机器关闭后能够睡觉（保护机器的另有保卫队负责）。按实际情况，夜晚十二时以后不需要值机员，只须改设值夜员，或者照顾他们的要求，给以休息。工会就把这意见反映给局长，而李局长却说：“根据八小时工作制原则，不许睡觉。”并说：“工会反映这种意见，就是尾巴主义。”结果，每个机务员都不满意，说：“为什么我们在无工作时也要闲坐一夜呢？”
李局长好发脾气，常常骂人。各部门的负责人员大部被他骂过，工务管理员有一次几乎被骂得哭起来。
李局长在工作中没有计划，常常召开各种毫无准备的临时会议，浪费时间很多。举例说，有一次，为了讨论话务员葛鸿亮请一天病假的问题，他就把各部门的负责同志，工会主席等都找了来，讨论了二次，共费了三、四个小时。
他在领导方式上，只是在办公室里听取汇报、布置任务；布置了任务以后，不去组织检查。例如他在宣布了夜班同志不许睡觉的规定以后，说：“他们睡不睡不去管他，反正行政上已规定了不许睡觉。要是他们睡了觉，出了乱子，那就该他们负责，行政上没有责任了。”
李局长对于别人的批评，采取了粗暴的态度，使下级不敢再正面地严肃地提出意见来。他常说别人的批评“不是原则问题”而采取置之不理的态度。如有人提错了一点意见，就打击对方。他常说对他有意见的人，是“从私人成见出发”、“不服从领导”、“无组织无纪律”，因而常对提意见者打击报复。如工务管理员李雁朝提了一些意见，局长在会场上说：“老实说，你这管理员是不够资格的”。同来的几个干部因对他提的意见比较多，就常在工作人员前面打击他们，说他们没有能力，做领导工作不称职。
在处理人事问题上，处分和开除多于教育和改造。职工犯了错误，总是采取开除的办法，说是“不开除几个，工作就不能搞好”。如话务员王世宦接电话迟延了一次，李局长就要“叫他滚蛋”。从本年四月到九月中，因过失而被开除或停职的职工有七人，因过失而调走的职工有三人，受到记大过处分的二人，准备或曾准备开除的有四人，共计十六人，占全体职工总数的百分之十三左右。因之，一般职工都感到害怕。
以上各种事实，引起了群众对行政领导的不满和对立，并严重地影响了职工群众的工作积极性和创造性。
行政和工会的关系，也很不正常。在工会筹委会时期，群众反映说：“工会是行政的尾巴。”而行政上常把行政意见拿到工会去作一个形式上的通过。有时候，行政上直接把命令传达给工会小组，或对小组长布置工作任务及召集小组长汇报等。工会正式成立以后，这类现象虽已减少，但仍旧存在。有一次，工会委员会开会时，李局长自己掌握了会场，而且大叫大骂，给人以不好的印象。工会把群众的意见，反映给李局长时，他说：“群众有意见，是因为工会领导上的尾巴主义，没有对职工进行思想教育。——局里工作搞不好，问题很多，基本上是因为工会领导有问题。”
以上这些问题，李局长曾作过这样解释：“我的性情直率，难免使小资产阶级出身的人受不了，引起他们的不满。”显然，这种避重就轻的解释，并不能解决问题。李局长也曾这样解释：“我是从军队里来的，搞不惯这一套，我慢慢学着改罢！”但是，李局长在思想上不走群众路线，坚持着官僚主义，不彻底的检讨自己，对于工作是没有什么好处的。
因为我们曾经多次向李局长提出意见，李局长最近对我们说：“不是你走，就是我走。”我们自己也曾希望过离开包头局。但是我们认为：对领导者有意见不提，以离职了事，乃是对人民对国家不负责任的态度。
包头电信局 工会主席 邱玉良 工会组织委员 姜宗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