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革命者的信念是改变不了的”——记优秀共产党员、某厂高级工程师梁乃泉 [复制链接]

第5版()
专栏：发挥共产党员的先锋模范作用

“革命者的信念是改变不了的”
——记优秀共产党员、某厂高级工程师梁乃泉
1981年7月，香港罗湖桥头。
梁乃泉夫妇领着两个孩子穿过熙熙攘攘等待入境的人群，步入港英移民局人民入境事务处。
港方办事人员问：“定居还是探亲？”
梁乃泉毫不犹豫地回答：“只探亲，不定居。”
这坚定而又普通的话语，使港方办事人员感到惊讶。
梁乃泉在香港有父亲开办的工厂，有私人住宅，而他一家四口都到香港来了，为什么不定居？
梁乃泉原籍广东省新会县，父亲三十年代初期留学美国，攻读化学，回国后，在广州中山大学任教授，抗日战争时移居香港，与人合资办了一家化工厂。
父母对梁乃泉寄予厚望，准备在他大学毕业后，安排他出国留学，学成后回港继承父业，做一个实业家。可是，梁乃泉没有选择这条路，却投身到革命队伍中去，过着艰苦的生活。
五十年代初期，新中国大学卓有成效的政治思想教育，使梁乃泉有了自己的理想——为祖国的繁荣富强贡献自己的一切。1952年，二十岁的梁乃泉加入了中国新民主主义青年团，这年暑假和寒假，他破例没有回香港，而是在学校里参加抗美援朝和土地改革的宣传活动中度过的。革命的火焰在他心中萌发，他要走自己的路，走一条与父辈兄长完全不同的路。他要用自己的双手去开辟新的人生。
1953年暑假，梁乃泉从华南工学院毕业。党组织对这个成绩优异的学生的分配有两个考虑：一是留校当助教，二是到东北工业基地去。
梁乃泉诚恳地说：“我早考虑好了，我只有一个选择，到艰苦的地方去，到东北去。”
9月，梁乃泉一拿到毕业分配通知书，便来到沈阳某工厂。后来，又转到洛阳某厂工作。
1980年10月，梁乃泉的母亲带着姨妈和两个妹妹回内地省亲。母亲对梁乃泉说：“我这次回来，除了故地重游，主要是动员你去香港。自从你父亲去世后，工厂由你舅舅当厂长，现在他年事已高，又动过手术，准备退休。你哥年事也已高，精力也不够用。全家都希望你来港一起办厂。”
三十年来社会主义制度下的生活方式，使梁乃泉具有高度的社会责任感，极端的诚实精神。他耐心地说服母亲，从党的三中全会后全国的大好形势，党对知识分子的重视，党落实对华侨、港澳同胞的政策，谈到自己所热爱的事业，谈到作为一个共产党员的理想和目标。他满怀深情地说：“妈妈，一个人的信念，特别是一个革命者的信念，是改变不了的。在林彪、‘四人帮’横行的岁月里，我没有想到要去香港，在建设四化的今天，我更不会想要到香港去。”
老人见他自己不愿去，便提出要带一个孙子到香港上中学，再到国外上大学，一切费用由她负责。
梁乃泉认为，一个人不能靠优越的家庭条件，要靠自己的主观努力，路要由自己走。他没有同意母亲的意见，母亲只好暂时作罢。
1979年厂里接受了上级下达的生产彩色盒式录相机的任务。梁乃泉为了赢得时间，请母亲代买两台国外的彩色盒式录相机和部分供试制的电子元件，合港币两万元。1980年10月，他又请母亲带来值5万元港币的电子元件。老人表示，这笔钱送给孙子作教育费。梁乃泉却把这些钱送给厂里发展生产。厂领导准备折算人民币归还他，他谢绝了。厂里准备购买彩色电视机、电冰箱、洗衣机送他，他没同意。他说：“金钱只能给人以物质享受，却不能使人精神高尚。美好的理想和崇高的精神是金钱无法衡量的，精神应该永远在金钱之上。”
出身资本家，本人又在香港长大，全部社会关系都在香港或美国，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每次政治运动，梁乃泉都是审查对象。但是他有一个坚强的信念：“家庭出身、社会关系不能由我选择，走社会主义道路必须由我选择。越是在逆境中，越是要相信党、相信祖国。”因此，一次又一次的审查没有吞噬他对祖国的爱，痛苦和委曲也未能冷却他一颗赤子之心。每次政治运动审查之后，他都向党支部递交一份入党申请书，倾诉对党的衷情。在党的三中全会后的1979年1月，他终于加入了光荣的中国共产党。从1976年底开始，他连续五年被评为厂先进工作者，1981年被评为洛阳市劳动模范，河南省先进工作者，优秀党员，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先进个人，并当选为洛阳市电子学会常务理事，省科协理事。荣誉给了他新的动力，他处处以一个共产党员的标准严格要求自己，把全部精力和心血投入到工作中去。
梁乃泉不知疲倦地工作，他试修了无线电仪器等14种设备，独立设计和与人共同设计电子仪器19种，有的还获得全国科学大会奖。在试制彩色盒式录相机时，他领导一个10多人的试制组，他和试制组的同志有一个共同的认识：我国不能把有限的外汇花在购买昂贵的录相设备上，录相设备国产化是我国的方向，为录相设备国产化吃点苦，少睡点觉，是电子工程技术人员的责任。他同全组同志一起克服了种种困难，熬过了无数个不眠之夜，终于在1980年10月试制成功了第一台彩色盒式录相机。欧阳如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