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修改教科书的前前后后 [复制链接]

第6版()
专栏：日本通讯

日本修改教科书的前前后后
本报记者　陈泊微
最近，日本文部省在审定教科书中，篡改历史、美化军国主义侵略战争，激起了一片抗议和谴责之声。这件事好象来得突然，其实，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一股与历史潮流相悖的潜流早已在日本蠢动。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前，日本小学、中学都是采用国定教科书，向孩子们灌输的是军国主义教育。战后，日本在当时的条件下，在一定程度上实行了教育民主化，国定教科书的制度被废除。1947年3月31日国会通过的教育基本法，写进了“尊重个人的尊严”、“尊重学问的自由”这样的民主原则。根据这项法律编写、出版教科书应该有较大的自由。然而，就在公布教育基本法的同时，又公布了另一项法律——学校教育法。后者的某些条款规定：小学、初中和高中使用的教科书，要由官方审定。1949年的文部省设置法规定，文部省的权限之一是“进行教科书的审定”。这样，虽然教科书由民间编写、民间公司出版，但是教科书的审定大权却被文部省拿去了。
从1948年开始审定教科书以来，常常有好些书被认为“不合格”。文部省对于社会科（包括历史、政治、经济、伦理等等）的教科书提出的“修改意见”，多属于历史事实和大的是非问题。比如，遇有批评军国主义和对外侵略的字句，文部省不是要求删去，就是要求改写得含混一些。文部省在1966年为教科书提供的“指导要纲”和其他文件中，要求在教科书里强调天皇的地位，强调培养“对（国家）象征（即天皇）的敬爱之念”，强调要向学生灌输“向海外发展的使命感”等等。
文部省在审定教科书中想方设法掩盖日本发动的对外战争的侵略本质。例如，日本军国主义者把他们发动的侵略战争叫做“大东亚战争”，并且把这场掠夺殖民地的战争说成是“为实现亚洲各民族独立”的战争。文部省在对1966年度初中社会教科书审定中提出了如下的“修正意见”：“太平洋战争并不是历史的时期。当时是叫做大东亚战争的。还是称为大东亚战争的好”。对于“由于太平洋战争，日本给亚洲诸民族造成了不可计数的痛苦和损害”这一段话，文部省的意见是：“在甚至出现了认为（这场战争）给了（亚洲）诸民族以独立机会的意见的今天，没有再写（上面）这种话的必要。”不仅如此，文部省在这个“修正意见”中还否认战时的日本是法西斯，抱怨有的教科书“好象是把意大利、德意志和日本都当做法西斯看待，日本并不是法西斯。而且，这样一种处理法，是世界史式的，不是日本的立场。要从日本的立场出发去写。”
文部省的这种作法，一直遭到参加编写教科书的学者、专家和广大教师的批评和抵制。他们认为，文部省的作法侵犯了“学问的自由和出版的自由”，违反了宪法的民主原则。有些学者甚至认为，文部省审定教科书制度本身，就是与新宪法相违背的。日本教职员工会多年来就一直同文部省打官司，严正要求文部省改革审定制度，让人们真正“自主地”编写教科书，发行教科书。
教科书中出现的篡改历史、美化军国主义的倾向，不是一种孤立的现象，它反映了日本国内的一种政治动向、一种政治思潮。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后，日本在战败的条件下，实行了一定的资产阶级民主改革。战前和战时的那种专制的军国主义统治被迫结束了。但是，具有深厚社会土壤的军国主义思想并没有被肃清，它象梦魔一样缠在一部分人的头脑中。在统治阶级中的一些人看来，教科书是恢复和培植军国主义意识的工具。早在1955年8月，自民党的前身民主党中一部分人，就发表了有名的题为《可忧虑的教科书》的文件，对民间编著和出版的教科书大加挞伐。第二年3月，自民党向国会提出了一项“教科书法案”，企图加强国家对教科书的统制。虽然这项法案没能通过，但自那以后对教科书的统制加强了。这种情况一直继续到七十年代初。
进入七十年代以后，由于自民党在大选中连续失利，议席缩减，国会中出现了所谓“保
（守）革（新）伯仲”的状况，自民党在修改宪法活动方面和控制教科书方面力不从心，不得不有所收敛。自1980年下半年开始，情况发生急剧变化。因为自民党在这一年夏季举行的众、参两院同时选举中取得大胜，获得了稳定多数的议席。因此，近两年来，自民党的改宪活动重新活跃起来，在教科书审定方面也气势汹汹地发起了一次全面进攻。
1980年7月22日，自民党内阁的法务大臣奥野在内阁会议上发言批评“缺少培养爱国精神的方面”。同年10月15日，田中文部大臣在众议院文教委员会上作了同样内容的发言。10月29日，自民党内设立了教科书问题小委员等五个文教方面的小委员会。
1981年1月23日，自民党代表大会通过党的运动方针，把“弹劾‘左翼偏向的教育’”作为方针之一。2月27日，自民党的支持者筑波大学学者集团发表《充满疑问的初中教科书》，制造围剿教科书的声势。3月3日，自民党干部会决定开展“教科书运动”。3月9日，自民党议员玉置和郎在参议院预算委员会上发表攻击教科书的言论。4月27日，教科书协会向文部省要求全面改订“公民”教科书。6月5日，自民党文教部会和文教制度调查会举行联席会议，同意制定教科书法案等等。11月24日，文部大臣的咨询机关第13期中央教育审议会举行第一次全体会议，主张将选用教科书的权限在地区上更加集中，以加强对教科书的控制；文部省当局对此表态说，为实现这一方案，“有必要修改法律”。
从前面列举的大量事实可以看出，日本教科书的问题，实际上是一个用什么思想教育子孙后代的问题，日本今后要走什么道路的问题，同时，这也是关联到日本到底能否同亚太地区各国相互了解和建立持久的友好合作关系的问题。教科书的问题的出现，将使外国的人们更加清醒，使人们意识到更加全面、更加深入地了解日本的必要。